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举行了第一次大学统一招生考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也被迫停止。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令废除高考，高校招生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教育质量因此严重滑坡。1977年邓小平复出。8月4日，在他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科教界专家提出恢复高考，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之后，教育部很快制定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通过。10月12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正式决定于1977年恢复高考。1977年岁末，570万高初中毕业生从四面八方走进了久违的考场，其中27.3万幸运者最终走进大学校园，录取比例只有29∶1。但在莘莘学子心中，那几个寒冷的冬日却因此充满了明媚的春光。
本文作者作为工作人员，有幸参与了当年的招生工作。现将当年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整理发表，作为对新中国高考制度54年不平凡历程的一段见证。
一、赴任
备忘：
新华社1977年10月20日讯，教育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招收新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歪曲毛主席关于改革考试方法的指示，根本取消了文化考试。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在德育、体育相同的情况下，要把文化水平最优秀的选拔出来上大学。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1977年11月29日 星期二 晴
伊尔十四型飞得并不高。刚起飞的时候，不时有一团团浮云掠过，机身好像浸浴在乳白色的浓雾之中。穿出云层后，从右边射来的阳光显得更加明亮，地面的景物也似乎格外清晰。黄土高原的雄伟地貌便以极其壮观的气势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说在这块土地上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悠久的历史和最古老的文化。而眼下从空中俯瞰，却难得发现人类生存的迹象。广袤的高原犹如一张仰视苍天无比巨大的面孔，经岁月沧桑风霜侵蚀流水冲刷形成的无数深沟陡堑峻峰狭谷，在这张面孔上刻下千百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皱纹，使它显露出一种凝重苍凉的荒蛮之美。
然而，终于有人叫了起来：“看！那是什么？”
一条细细的银线在塬顶谷底时隐时现，自南向北蜿蜒延伸。那就是著名的咸榆公路了。
八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和三万名北京知青，就是沿着这条公路，自铜川陆续乘敞蓬卡车北上，像一把把豆子，被随意撒到坡底塬上那些不知名的小村庄里“扎根”去了。那时我绝不会想到，今天居然会有机会从天上重新审视当年走过的这段路程。
对我来说，事情的确很突然。
当时，我在西安铁路局宝鸡机务段当技术员。那天，我刚从添乘的机车上下来，便接到段办公室的通知，让我立即到刚成立的宝鸡铁路司机学校报到，参加即将开始的招生工作。第二天，我便匆匆赶到远在岐山县的司机学校临时校舍，接受刚刚上任的校长布置任务了。
自从1966年6月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提出“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倡议以来，中国已经11年没有进行高考了。“四人帮”倒台以后，百废待兴，恢复高考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今年7月，邓小平复出。此后，大事迭出：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9月，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0月，决定恢复高考。11月，又决定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工作与高考同时、并同样采用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进行。对于这样的形势，没有人会不为之而感到振奋！
宝鸡铁路司机学校成立伊始，师资匮乏，不得不从各单位抽调临时工作人员，协助招生。我便偶然而又幸运地被选中了。而更幸运的是，我被派往的地区，正是当年曾经插队的延安！这使我始终难以按捺心中的激动……
身着蓝色制服的空中小姐悄然走进机舱，用悦耳的声音向大家报告：“延安就要到了。”
1977年11月30日 星期三 晴
早上见到了中专招生组的组长老燕，是省化工学校的，一个矮墩墩的汉子。他说由于人还没有到齐，地区教育局今天安排我们已经报到的十几个人先在延安市里参观一下。很快，接我们的面包车就到了，一位担任导游的年轻女同志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
枣园、“幸福渠”、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尽管这些地方我们早就通过报纸、画报或电影而十分熟悉了，但只有真正身临其境才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由枣园出来的时候，遇到一队延安特有的驴车。导游的女同志说周总理的侄儿以前就在这里插队，经常可以看到他剃着光头，穿一件黑色的破棉袄，赶着驴车往地里送粪。言谈中我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个北京知青，立时就感到亲近了不少。
北京知青在延安几乎随处可见。在一个饭馆门口我看到一个歪戴着白帽子的小伙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在吆喝“羊肉泡馍”。
在参观延安革命博物馆的时候，我又发现了那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墙上那道明显的泥印。这本是座蛮漂亮的建筑物，可是从外墙直到连里面的走廊上都有一米来高的泥印，显得实在不协调。问过女向导，才发觉我原先所谓“墙围子”的猜测是多么荒谬。今年夏天，延安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人员房屋均有极大损失。博物馆尽管地势较高，也未逃此劫，大水漫过，连展板的下半截都被水泡了，那黄泥“墙围子”，实际是大水退后留下的印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讲解员说，她一家五口，被洪水冲走了四人，就剩她一个侥幸逃生。
最能说明这场洪水可怕程度的，是由王家坪出来后所看到的一样东西。那是延河上一座大桥的桥面，一块面积大约二三十平方米、重十几吨的水泥板，被大水冲到这里，至今还斜搁在王家坪的土墙上。而王家坪距延河尚有几百米远呢！
1977年12月1日 星期四 晴
省中专招生组的人已基本到齐。上午，地区教育局的陈局长组织我们开会，学习国务院及陕西省有关招生工作的文件，并介绍总体情况。
延安地区14个县市，有201个公社，157 万人口。 今年报名参加大学及中专考试的共有26211人，其中报考大学文科的5008人、报考大学理科的5537人、报考中专的15666人。目前报名阶段已接近尾声，正在紧张地进行考试准备工作。按省里规定，大学招生考试定在12月9日至10日，中专考试在12月14日。时间相当紧迫。地区决定， 中专招生组全体人员立即分赴各县，与已经下去的大学招生人员一起，统一以省招生工作人员的名义协助当地开展工作。
按照要求，中专招生组的几名党员组成临时党支部，由燕组长担任支部书记，留在延安地区招生办公室坐镇。接着，就让大家自己选择具体去哪个县。老孙原籍延长，立即报名回老家。我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机会，不容考虑便脱口而出：“我去黄陵！”
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黄土、黄皮肤，是中国人的象征。而黄帝陵所在的黄陵县，也因此而闻名于世。我所插队的地方，就是这个黄陵县。
……甘泉……富县……洛川……，汽车拐过一个大弯，我终于看到那个熟悉的井台，那就是惠家河！我离开这里已经七年了。那一个个窑洞，一株株枣树，一块块田地，多年来时时在我心头萦绕，我从未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来。
二、备考
备忘：
……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977年12月3日 星期六 晴
多少年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正规考试了，上上下下各级教育部门难免有些手忙脚乱。时间格外紧迫，工作量出乎意料之外的大。要核对、登记考生名单，查阅部分考生的报名材料，填写考生准考证，制定及落实考试组织方案，接待数不清的来访考生，回答千奇百怪的各种问题……。我从来没有这么忙过，简直忙得晕头转向。要不是县招生办的小蒲指挥得当安排有方，恐怕真要乱成一锅粥了。
小蒲是个身材修长、性格开朗的姑娘，本在县体委工作，也是临时抽到招生办帮忙的，主要负责协调我们所谓省招生组工作人员与地方教育部门的工作。其实就这么几个人，她就自然被我们开玩笑地奉为“头儿”了。
今天一直忙到中午。小蒲第一个扔下手里的活，叫道：“休息休息不干了！下午有集，咱们放假赶集去！”
吃完中午饭，我一个人上街转转。今天果然有集，平时行人稀少的街道上挤满了四乡赶来的农民。驴鸣马吼，人声嘈杂，十分热闹。但是同八年前刚插队那会儿相比，集上出售的东西种类愈显贫乏，价钱也贵了许多。以前六毛四一斤的鸡蛋，如今是一毛五一个。
我由人丛中挤出来，迎面遇到小蒲和其他几个姑娘。看来她们的收获也不大，篮子里只有些白菜红薯之类。小蒲笑着邀请我去她家作客。
小蒲的“家”在县体委院里，是一个挺大挺敞亮的窑洞，几件简单的家具，倒也显得很干净。她已经成家，爱人在几十里外的隆坊派出所工作，常不在家，因此星期天这“家”就成了小蒲和几个女友的天下。
我和其他几个姑娘不熟，搭讪着说：“……你们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嘛！”
不料这句话惹起一顿咯咯大笑。小蒲笑得直不起腰来：“你真逗！我们可都是北京知青！”
我真是尴尬透了。听她们说起话来夹杂着那么多陕北方言，我居然以为她们是当地人呢！
一想到当初一起来陕北插队的近三万名北京知青的命运，我不禁感慨万分。从延安到黄陵，几乎各行各业各个角落都有北京知青的影子。像大学招生组的那个身材不高说话有些结巴的小李，前天我问他的名字，才发现他以前曾是延安地区有名的先进知青呢！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农学院，留校当了教员。现在正在拼命复习，每天看书直到深夜，下决心要考研究生。而小蒲则是体育学院毕业后又分回黄陵县的，看来她已经适应在这穷乡僻壤的生活了。她一边飞快地和着面，一边说：“在哪儿还不一样过日子，在这儿也已经习惯了！”
帮她干活的小钱插嘴说：“我就不习惯，尤其是周末！”
小钱是个矮个子挺活泼的姑娘。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基本是六八届的学生，可她这个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居然也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鼓动下“混”进了这支队伍。她如今在县团委工作，作为一个政治干部，必须能够及时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而这恰恰是她所不擅长的，为此她颇为烦恼。“还是干点实际的吧。我认为懂得一技之长才是最重要的！”她表情毅然地说。这次她也报考了外语学院，可她从小学的是一门对中国人来说挺偏僻的语言──法语，而据说外语学院加试的外语门类却是英语，所以她正苦恼着呢。
既然都曾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大家立即随便了许多。聊起北京，聊起插队的那些日子，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小蒲听说我原来是北京八十中的，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前几天店头煤矿有一个考生好像是你们八十中六八届的。他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拿来一本自己写的小说让我看呢！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她从写字台上找出一个薄薄的笔记本递给我。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字：“路”。
小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几个月写起，是一班高中生的故事。坦率地说，小说写得比较粗糙。小蒲声称看了三页就看不下去了，所以她很奇怪我怎么会看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注意的不仅是那字迹极熟悉，而且其中的人物名字也大都是我们班同学的真名。
小蒲说：“这个作者也是北京知青，挺有意思。他们矿上有些死性，说他已经结婚了，又不是中央招生文件中规定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所以不同意他考大学。他说自己属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确有专长的’，绝对符合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特地送来这本小说……”
我翻到本子最后一页，看到作者用他特有的格外自信的口气写给招生办公室的一封信：“这里是小说的前三章。小说第一部共十章，来不及抄一遍了。希望你们提出宝贵意见。我相信，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若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集中精力的写作，小说不久一定会同广大读者见面的。”
我问小蒲：“他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次招生在报名的问题上是本着尽量从宽的原则，他们单位没理由卡他。再说都是北京知青，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前天他的准考证已经办好了，我明天正要去店头送材料，顺便给他捎去。”
我急忙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替你去行不行？”
“倒没什么不行的。可店头挺远呢……”
“说定了。我现在就去给孟洪打电话。”
小蒲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他叫孟洪？”
“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这小说写的，就是我们班的事。”
1977年12月4日 星期日 多云
孟洪第一句话就是：“我那小说怎么落到你这家伙手里了！”
我也不客气：“你当心点！我可是省招生组的，好好拍拍我的马屁吧！”
我们班当初来陕北插队的共有六个人，如今云散四方，只有孟洪一个人留在当地。我们都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见面。
孟洪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像他们这样的知青家庭在这里还有许多。他们的窑洞很干净，很温暖；刚满周岁的儿子又活泼又可爱，真是一个温馨的小家。
孟洪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我。说到招生的事，他不服气地说：“你这家伙运气太好。怎么轮到你来招生了呢！”
我说：“这次该看你的运气如何了。再过几天就考试了，复习得怎么样？”
孟洪照例格外自信：“咱还能有问题吗？怎么也比农村那些老帽儿强吧！”
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把一瓶店头产的竹叶青喝得精光。
1977年12月5日 星期一 阴
上午县教育局召集所有招生工作人员及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员开会，布置考试的组织工作。
由于大学招生考试定于12月9日至10日、中专考试定于12月14日进行， 考试准备阶段已进入关键时刻。按地区要求，准考证必须于考试前三天颁发，大学考生准考证为红皮金字，中专考生准考证为蓝皮金字；要提醒工作人员、监考人员及考生注意，必须做到报名册—准考证─考场座位─考卷完全一致；为保密起见，监考人员名单只能在考试的前一天公布。
由于黄陵县13个公社的考生十分分散，各公社应于12月8 日即考试的前一天将报考大学的考生带到考场，统一安排住宿；路途较远的公社12月7日下午便应到达。各公社带队人员的任务是：
1．负责集体报到；
2．统一安排考生住宿及购买饭票；
3．督促考生按时参加考试；
4．对考生进行纪律教育；
5．注意考生安全；
6．做好考生思想工作。
1977年12月6日 星期二 晴
小蒲让我和小李陪她一起到延安地区驻黄陵县汽车检修厂，帮忙解决一个考生的报考问题。这个考生叫李锚，也是北京知青。由于家庭情况复杂，他们单位一直卡着不同意他报考。
那个主管人事的领导一开口就知道是个极左派：“李锚这种人，出身反动，怎么能上大学呢？真是笑话！”
小蒲说：“党的政策一向是给出路的，出身不好和个人表现是有区别的嘛。”
“他表现也不怎么样。底下早有反映，他一贯脱离群众……”
小李插嘴道：“他家里到底有什么严重问题，连报考都不行？”
我也说：“我们能不能看看档案？”
那位“左”领导斜着眼睛看着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档案可不能随便看！”
小蒲说：“他们是省招生组的领导……”说着冲我们使了个眼色。
我们心领神会，马上端起“省领导”的架子：“‘四人帮’可早就倒台了，这次招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只要符合条件，谁也不能阻挠考生报考。这可是省里有规定的！”
这招儿果然有效，一听什么“国家”、“省里”，“左”领导立刻谦恭了许多，赶紧去档案室提取李锚的档案。但他心里还是不服气的，嘴里小声嘟囔着：“谁阻挠了，本来他家里的问题就严重嘛！”
李锚的档案很厚，这年月，档案厚绝不是件好事情。果然，那里面的材料够叫人触目惊心的。曾祖父是前清翰林；祖父是反动官僚，祖母是大地主出身；叔叔在台湾，姑姑在美国；父亲曾出洋留学，尽管40年代参加革命入了党，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便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就这罪名，前几年足够置其一家人于死地了。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小李摸出一张纸条：“……你单位李锚之父刘某因能深刻认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作深刻检查，得到革命群众谅解，现已解放。其历史问题也已查清……。这不是没什么问题了吗？”
“左”领导有些得意：“看好了，那是73年的事，李锚就是在那一年混了个工人。再往后看呀！”
果然，后面又有一份厚厚的材料，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位老先生因出言不慎又被打倒；而75年邓小平复出后，他重新得到启用；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再次被打倒……，每一次，李锚的档案里都会增加不少东西。
最近的材料是三个月以前的：“……你单位李锚同志之父刘某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其子女也受到不应有的株连。经组织审查，刘某同志历史清白，组织已经作过审查结论。根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指示精神，李锚同志的档案，如有因为刘某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的材料，请撤出销毁。”
我们很愤怒：“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你们为什么还保留这些材料呢？”
“档案材料怎么能随便销毁呢，说不定过几天又来一份材料，把前边的又都否了！……像李锚这样的人都能上大学，贫下中农子女该怎么办！”
话越说越僵。小蒲赶紧打圆场：“我看咱们还是说眼下的具体事情吧。既然李锚家里的问题到目前来说已经清楚了，他考试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解决了？”
“这我做不了主。我还得请示一下上级。”
小蒲站起身：“好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地区和省里汇报的。─咱们走吧。”
走出大门，我不解地问：“考生报考是自由的，单位怎么能卡着呢？”
小李说：“文件说了，考生先得向所在单位报名，经单位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报县招生办公室批准后才能参加考试。单位不盖同意的章，他就领不到准考证。”
“可现在问题没解决，咱们怎么就走了呢？”
小蒲说：“比上次我来的时候强多了，上次死活不让我看档案。没见他只好向上边推吗？咱们回去就给地区打电话。这种人就得拿上级压他！”
小李忧心忡忡地说：“只怕将来政审的关他也难过……”
小蒲叹了一口气：“过一关算一关吧。全看他的运气了！”
1977年12月7日 星期三 多云
今天上午寇局长和我们招生办的人一起去检查设在县中学的考场。
黄陵中学是县里的主考场，本周已经全部停课，所有的教室都腾了出来，大批临时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布置教室、搬运课桌并粘贴考生序号、张贴标语、安排各种标志……，乱得一塌糊涂。寇局长是个细心人，带着我们一个考场一个考场地检查。在巡视留出来用于考生住宿的空教室时，发现用于取暖的是临时垒的烧烟煤的土灶，他命令立即拆掉，并派人去县土产公司借一大批草袋子来当铺盖。看到我们不太理解，他苦笑着说：“宁可受点冻，万一煤气中毒就麻烦了。好在咱们的考生都是苦孩子，十年寒窗、回乡插队都熬过来了，这点苦还受得了。”在检查伙房时，他又要求多备几口大水缸：“饭咱管不了，开水还是要管够的。”随同检查的公安人员提出应当加强对食堂的警戒，在考生报到之前就要设立专门的警卫人员，防止阶级敌人投毒破坏。他这一说，大家倒有些紧张了，都认为想得周到，再往下的检查就更细了。小蒲发现整个学校只有一个不大的厕所，寇局长连声说发现得好，几千名考生呢，一个小厕所怎么够，马上让联系调运苇席，在操场边搭临时厕所。
半天下来，我们都累得够呛。
从黄陵中学出来，我才发现旁边就是黄帝庙。趁人不注意，我离开大队，溜进庙里。
庙门口只有一个老头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我悄悄走进院子，迎面就看到那株号称“九搂八扎一十二疙瘩”的“黄帝手植柏”，我上前试了一下，至少有六搂粗，可见传说还是可信的。大庙原有三进院落，现已把中间两层隔墙拆去，院内景物便一览无余。主殿金碧辉煌，好像刚整修过。殿前空地上有一块大石，上面有一个极大的“脚印”，据说是黄帝的脚踩出来的。按比例算去，我们这位老祖宗的身材至少得有七米以上。
沿石阶而上，抬头就可看到殿门上悬挂的大匾，上书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人文初祖”。若直译过来，那意思应当是“人类（当然是指华人）文化（或文明）最初的祖先”。
望着这块大匾和殿内神龛内轩辕黄帝的牌位，我万般感慨。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在这里了。而十年动乱，居然要革文化的命，岂不是荒谬绝伦！
从庙里出来，看到几辆卡车停在黄陵中学门口，络绎不绝的人正在进进出出地搬东西。我想，全中国，不，恐怕全世界也不会再有比这个考场更好的“风水”了，希望进入这个考场的考生都能如愿以偿！
下午回招待所的时候，迎头碰到了“马立本”。
他的本名叫东有，是惠家河的大队会计。只因他两只小眼一张大嘴，实在太像当初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里那个被撤职的下三滥会计，于是便被我们插队知青封了这么个外号。其实他还是很招人喜欢的。由于年龄相当，他又天性好玩，老是和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厮跟着，还弄了只破口琴整天地吹。虽说那年月连饭都吃不饱，但晚上收工后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就听他那不成调的口琴到处在响个不停。
一见到我，他那两只小眼笑得几乎没了，聊了几句，便极力邀我回村。我早想回去，就是一直没有时间。这会儿实在耐不住了，马上去找小蒲请假，说好明早一定回来。
惠家河离县城40里，已经是黄陵县管界的边缘。我们搭一辆过路的汽车，一个多小时才到村口。一群村民正在箍一口新窑，见有生人来，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张望。马上就有人认出了我，迎着跑过来，一边叫：“是老陈这生坯子！”。
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面容还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看他们依然衣衫褴褛，比起我插队的时候似乎并无太大的变化，但热情依旧，许多人邀我到家里吃饭，那态度是十分真挚的。
以前在惠家河，人们见面第一句话照例是：“吃了么？”回答一般是：“吃了。”如果回答“没”，那是不礼貌的，因为对方只好说：“在这吃吧。”这时可千万别当真，因为那是纯粹的客套话。吃饭是件大事情，家家口粮有限，自己还吃不饱，哪儿容得外人“插嘴”。但这必要的客气还是少不了的。我刚插队时不懂这规矩，那天碰到“马立本”蹲在院门口拿着半块糜子馍在啃，随口问我：“吃了吗？”知青灶上的饭还没做好，我老老实实回答：“还没呢。”“马立本”举了举手里的馍：“吃点儿？”我挺感激，没好意思全要，接过来掰了半块。“马立本”等我几口把馍吃完了才反应过来，小眼瞪得几乎要弹出来：“你……你还真吃啊！”弄得我莫名其妙。他无可奈何地说：“这伙北京娃，真是映红砖！”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句拐着弯骂人的话，原意是指没烧透的砖，用在人身上，是说这人教养差，不懂规矩。后来因为我劳动比较卖力，村民又叫我“生坯子”，我以为又是骂我呢，结果这次倒是赞扬的意思了。没进窑的生砖坯子，又沉又磁实，对人而言，是指身体棒，能干活。
时至今日，吃饭仍是惠家河最高的待客礼节，这么多人邀我吃饭，我感到很荣幸。不过“马立本”说：“今天这顿饭，你得在书勤家吃。”大家都说：“对着哩！”我不明就里。“马立本”说：“这次咱村就书勤一个要考学哩，他还不得好好巴结巴结你！”
书勤是我原先房东的孩子，我插队那年，他才是十几岁的娃。那年村里闹麻疹，许多孩子传上了，书勤和他三岁的小妹妹也没逃脱。半个多月后，我看见许多日子不见的小书勤蹲在崖畔下晒太阳，头上蒙着他娘的破头巾，小脸煞白。我问：“你小妹妹呢？”他两眼眨眨地：“……死了，扔后沟了。”这件事对我震撼极大，所以对书勤也有很深的印象。
听“马立本”说，书勤学习不错，后来上了黄陵中学，但毕业以后也只能回乡务农。眼下在村里的小学教书，这次一门心思要考学呢。
书勤已经变成一个高高瘦瘦文静腼腆的青年了。他一下就认出了我，但听说我是来招生的，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马立本”骂他不懂事，说还不请我上家去，他这才拉着我走。
我最想看的是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它就在书勤家院子的角落里，是在山崖边上斜着挖进去的，要从矮小的窑门进去，必须小心弯下腰才行。崖上的土块压弯了门框，我们时刻担心窑顶会塌下来，没想到它竟会撑到今天。回想当年，每当顶着寒风从塬上收工回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恨不能一步跨回这孔破烂而温暖的窑洞。
晚上吃的是书勤娘擀的面条，那面足有二寸宽，一筷子挑不断。在惠家河，这是待客的头等饭食了。书勤他大是个老实巴交的老汉，只会“吃……吃……”地劝我多吃饭。
书勤和他大简直是一个坯子。直到第二天早上去村边帮我拦回县城的汽车，居然一字不提他考试的事。还是我一句一句地问，才知道他报的是中专，第一志愿是省电力学校。
三、考试
备忘：
……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要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根据陕西省统一安排，大学招生考试定于1977年12月 9日至10日进行。12月 9日上午 9时至11时为数学考试，下午14时至16时为政治考试；12月10日上午为语文考试，下午理工科考生为物理、化学考试，文科考生为历史、地理考试。
中专考试定于12月14日进行。14日上午9时至11时为数学考试，下午14时至16时为政治、语文考试。
──黄陵县教育局招生办公室通知
1977年12月8日 星期四 阴
从下午开始，络绎不绝的考生开始从全县各个偏僻的角落汇集到黄陵中学。考生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与城里考生不同的是，他们每人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和一个装馍的口袋。我知道那口袋里面大都盛的是他们一年也难得吃上一回的白面馍馍。
所有的考试工作人员均已到位。大家忙着接待、登记，为考生安排住处。整个黄陵中学好像成了一个大集市，热闹非凡。
监考人员名单已经宣布。我是第二十二考场的主监考，副监考是黄陵中学的一位老师，我们在加封上锁的考场门口接待本考场的考生，封条和门锁要到明天早上才取下来。考生需要提前熟悉一下自己的考场位置，免得临场慌乱找不到地方；我们监考人员也得对本考场的考生有个基本的了解。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考生也基本安排完毕。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去吃晚饭，突然有两个女孩子匆匆跑来，说她们的一个同学找不到准考证了，正在校门外哭呢。
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叫杨择秀。我们问了问情况，也没什么办法，去找小蒲请示寇局长，是否明天可以让这个考生先考试再说。寇局长直皱眉头，说根本不行，让没有准考证的考生参加考试是绝对不允许的，弄不好被地区或省里抓了典型，全考区都会受影响。我们只好让那个女孩子再找找再想想，会不会落在家里了。她听了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点希望了，可是却迟疑着不动身。我们再一问，才知道她家在隆坊公社，足有30里地呢。还是那两个同来的女孩子仗义，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回去。小蒲赶忙去伙房拿了几个馍馍让她们就着开水吃了，好抓紧时间上路。寇局长又专门送来一个手电筒。
看着她们三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小蒲忽然懊恼地叫了一声不好。她最熟悉去隆坊的路，说她们如果走大路还安全些，但是得多走七八里；若是抄小路虽近些，可有三分之一的路程荒无人烟，万一碰上狼什么的就麻烦了。刚才只顾着急，忘了嘱咐她们无论如何要走大路了。偏偏今天是阴天，连星星也看不见一颗。小蒲这一说，真让人心里为那三个女孩子捏着一把汗，不知她们在这漆黑的夜里将如何走完这来回60里的山路。
1977年12月9日 星期五 阴
八点多钟，考生开始陆续进入考场。我看见孟洪来得很早，远远和我打了个招呼就进了他的考场。那个叫李锚的考生恰好在我这个考场，看来他终于得到自己单位的“宽大处理”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本人，其实也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中等个子，戴着一副白塑料框眼镜。他的座位在倒数第三排，靠着过道。他坐下后规规矩矩地把准考证放在桌子左上角贴着的座位号旁边，以便监考人员检查。
差25分钟九点的时候，那个叫杨择秀的女孩子终于满头大汗地赶到了，离老远她就兴奋地冲我扬起手中攥着的红塑料皮准考证。我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她脸色通红，不停地咳嗽，大概是受了凉。我让她赶紧进考场暖和暖和，抓紧时间缓缓精神。
本考场50名考生已全部到齐。为稳定一下大家的情绪，检查核对完准考证后，我提前五分钟宣读了考场纪律及注意事项。突然响起的铃声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考试正式开始了。
如果不考虑1973年那次流产的“教育改革”，11年来，这是在全国进行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我也说不出是紧张还是激动，只觉得心里慌得很，用力撕了几下也没把装试题的牛皮纸档案袋撕开。副监考老师连忙掏出事先准备的小刀上来帮忙。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那种空前严肃的气氛难以用语言形容。
第一门就是考数学。考场上的50张面孔表情各有不同。有的口叼笔杆凝视天花板，似乎想从那上面找到答案；有的汗如雨下，手抖得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有的使劲敲脑袋揪头发，压低嗓子用力吁气。杨择秀的咳嗽不断，招来不少怨恨的目光，她只好拼命用手捂住嘴，脸涨得通红。考试刚进行了十几分钟，就有好几个人憋不住了，胆怯地举手要求上厕所。按规定，考生上厕所必须由监考人陪同，因此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我和副监考只好不停地轮流陪着考生出去。
有个考生进了厕所怎么也尿不出来，刚回到考场门口却又急忙苦着脸捂着肚子再往厕所跑。我知道这绝不是故意捣乱，他们实在是太紧张了。
可是考场外面的气氛更影响人的情绪。整个黄陵中学一片静寂，除了不时有上厕所的考生在监考人员的陪同下像被押解的犯人似的匆匆走过，校园里只有零星工作人员分布在各处静立着。操场边上还停着一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几个警察目光炯炯背着手站在那里，如临大敌，显得格外森严。
考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考生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了一些。我和副监考老师在课桌间来回巡视，不时有考生举手提出一些有关卷面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予以解决，比如有些试卷印刷的字迹不清晰可以立即更换，但凡是涉及试题具体内容的事情，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我注意到李锚始终没有上厕所，只是隔不多时看看手表。绝大多数考生没有表，我只得隔半个小时报一下时间。
还剩十分钟的时候，李锚站起来，收起准考证，把卷子交到讲台上，离开了考场。他是第一个交卷的人。我打开他的卷子看了一下，发现他不仅做完了十道正式考题，连两道不计分的参考题也作了。
铃声响了。考生们陆续把卷子交了上来。我提醒大家下午两点前要按时到达考场参加考试，同时注意保存好准考证。还有几个考生仍在座位上不起来，大概是没有答完试题，我只得要求他们立刻交卷。
收卷子的时候我留意到大多数考生没有做完全部试题，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卷子收齐后，我和副监考老师封好口袋，分别签上名字，然后送到考试办公室去。
从考试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孟洪。我问他考得怎样，他照例满不在乎地说：“我是报考文科，又没指望数学拿分！”我明白他肯定也没考好。
下午考政治。有四五个座位空着，大概是这些考生上午没考好，彻底失去信心，下午干脆不来了。其实与数学相比，政治要好考得多，不过是死记硬背而已。安排考试的专家当初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把数学和政治考试的时间对换一下，对稳定考生的情绪有很大好处。许多年龄在十七八岁的考生不仅文化基础极差，而且生平从未参加过正规考试，一上来就考数学，不考“糊”了才怪。
一天考下来，不光考生，就连我们都感到筋疲力尽。
1977年12月10日 星期六 多云
语文考试的试题仅有三个部分。“语法知识”部分仅两道题，一道是提出例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要求指出句子中的主语和谓语；第二道小题是分析多层复句“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上这是一条大家都能倒背如流的“最高指示”。当然，没有一定的语文基础也是答不出这道题的。第三部分“翻译古文”，列出的更是一段极为熟悉的短文：“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卷面开头的第一部分，是试卷的重点──作文，有两个题目，一是“难忘的一天”，二是“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考生可以自选其一。这样的试题对所有考生来说，大概都是一次难得的放松。
绝大多数考生选择的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相对而言，这个题目的确要好写些。但是对这些农村孩子来说，要从平淡的生活中找出有特殊意义的一天也并非易事。于是许多人便不约而同地写黄陵县给毛主席纪念堂移植青松的事。大家都写一件事，不知将来判卷的人该如何处理。
杨择秀却选择了第二个题目。我看她有半个多小时没有下笔，低头沉思着，不时轻轻地咳嗽一声，许久，才落笔写了起来。我好奇地踱到她身后，看到她第一句写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个美丽的理想，长大了，要当一个女科学家，像居里夫人一样。但是，文化大革命却使我的梦想破灭了……”我在心里暗叫一声好，凭这句开头，就与其他考生拉开了距离。
我猜到李锚也会选择第二个题目。我走到他身边时看到他已经先把“语法知识”和“翻译古文”两部分答完了，正在疾笔如飞地写作文。他感觉到我走过来，下意识地挡住了卷子。我怕影响他的思路，连忙走开了。
收试卷的时候，我溜了一眼他的作文，看到这样一句：“……当年，高玉宝曾发出过‘我要读书’的心声，今天，我也要大声地呼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那几个大大的惊叹号使我久久难以平静。
下午是最后一次考试，我们这个考场全是报考理工类学校的，因此考试的内容是物理、化学，两门合为一张试卷。对于这些考生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两个小时，因为在长达10年对文化的“革命”当中，这两门课程（尤其是化学）几乎没有人学过。像“钠、氯的原子序数分别为11和17，它们各处在周期表的第几周期和第几类”这样简单的题，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知所云。就连李锚也显得十分吃力，考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还一直在做物理试题。我以为他由于紧张而忘了做试卷背面的化学试题，悄悄走过去掀起试卷的一角，用手指点了点背面。他轻轻点点头，又接着做他的物理题。一直到考试结束，他始终没有翻过试卷。交卷时我看到他的试卷背面几乎是空白，不禁用目光发出疑问，他苦笑着摇摇头，匆匆走出考场。
两天紧张的大学招生考试终于就这样结束了，三天后，将进行中专招生考试。
1977年12月14日 星期三 小雪
如果仅就过程而言，中专考试几乎就是大学考试的翻版。只不过中专考试只考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和语文。考试题也更简单一些，语文只是一道作文题：“记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结果大多数考生仍然是写为毛主席纪念堂送青松。
考生们仍然是显现各种不同的表情，仍然是不断地上厕所。有一个考场甚至抬出一名昏迷不醒的女孩子，吓得工作人员一阵忙乱，幸亏她很快就苏醒过来，并坚持返回考场继续考试。
我没发现有北京知青参加中专招生考试，原因不言自明。考上大学不仅是北京知青梦寐以求的愿望，而且是回北京最简捷最理想的道路。但对许多当地的青年来说，上学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是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改变一生务农命运的机会，考中专显然更容易也更现实一些。所以参加中专招生考试的考生要比大学考试的人数多出几乎一倍。好在只考一天，否则住宿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将试卷封存好上交后，我如释重负地走出考试办公室。天已经快黑了，考生们都已经离开学校踏上回家的路，校园里复归宁静。似乎有几滴水珠溅在脸上，我仰起头，看到稀疏的雪花正悄然从漆黑的夜空中飘落下来。
四、政审、体检
备忘：
……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是高等学校招生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前提下，要统筹兼顾，注意处理好各种关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政策。在德、智、体诸方面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要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优先录取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为了保证新生质量，必须坚决杜绝走后门及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
──197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短评：“择优录取统筹兼顾”
1977年12月15日 星期四 小雪
按照地区要求，今天一早，我们便押运试卷返回延安，同行的除了我和小李、小龙三个省招生工作人员，还有县教育局寇局长和小蒲。县里派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送我们。破车四处透风，大家只得挤在一起，图个暖和。小蒲是唯一的女士，照顾她坐在前边。
车是横排座，又颠得厉害。我天生晕车，刚开出去几公里，我就晕得懵头转向了，也没注意汽车什么时候过了惠家河。行至洛川，司机停车让大家下来活动活动，上个厕所。刚迈出车门，被新鲜空气一刺激，我只觉得腹中一阵翻腾，禁不住呕吐起来。小蒲比我更惨，吐得蹲在地上几乎站不起来。寇局长还打趣我，说小蒲是怀孕了，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也犯了这么种娇贵病。我挺同情小蒲，说她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出来。小蒲倒不觉得有什么，说上个月来地区开会，半路车坏了，怕耽误时间，她搭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坐在拖斗里颠簸了一百多里地，冻得半死，比这次惨多了。于是我俩跟比赛似的，每次停车都大吐特吐，吐得昏天黑地，狼狈极了。
这次回延安，各县的来人另行安排住处，我们招生人员仍然住在老干部招待所。延安地区负责判卷的工作人员已经于12月5日进驻这里，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看来老干部招待所已经成为这次招生工作的大本营了。
1977年12月19日 星期一 多云
这两天大学和中专招生组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返回延安，昨天开了一个碰头会，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由于多年没有组织过这样的考试，问题发生了不少。如延川县竟把考试的科目弄颠倒了，宜川县发错了试卷，宜君县没有送试卷的汽车，几个偏远县因下雪路不好走、试卷送晚了，等等。不过总的说来，考试工作进行得还算比较顺利。
今天召开全体招生工作人员会议，传达陕西省招生政审工作会议精神。主要原则是“要看本人政治表现”。还有六条具体规定，对有如下情况者，不予录取：
一、考生本人有反革命活动嫌疑，或有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
二、考生本人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屡教不改的；
三、考生本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贯好逸恶劳的；
四、考生本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情节比较严重的；
五、考生本人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
六、考生的直系亲属（指考生的父母、抚养者及配偶）有被杀、被关，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
传达到第六条，陈局长稍微提高了嗓门：“第六条不得记录。以上精神属内部掌握，一律不对外。请大家注意！”
会场立刻响起一片嗡嗡声，陈局长不得不再提高一些嗓门：“大家静一静，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不要在底下讨论！”
大学招生组一位老师站起来：“既然主要原则是本人表现，为什么还要有第六条呢？完全没有必要嘛！”
马上就有人反驳：“阶级斗争还是要讲的嘛。我们是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嘛！”
都说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可争论起来火药味儿却浓得很，颇有些“大辩论”的架势。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不少：“你那是什么年代的话！整个一个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
“少扣大帽子。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的话你也敢反对？！”
陈局长见争论得太激烈，连忙敲敲桌子：“大家不要吵，还是要正确领会上级的精神。我再把这个精神传达一遍。”
再念一遍仍然解决不了问题。航空学校来了两个招生人员，居然自己争起来了。他们学校的招生简章就有规定，考生必须出身于工人、革干、贫下中农家庭。因此他们要求陈局长做出明确解释，学校的这种规定是否符合省里的精神。陈局长倒有办法，就是一字不差地再念一遍“精神”。
小李也憋不住了，红着脸站起来说：“我的理解，还是得重在表现。我在黄陵县见到这样一个考生，是个北京知青，来找过好几次。他们单位就因为他的家庭情况复杂而卡着不让报考。要不是我们做工作，连考试也参加不了。实在太不像话了……”
反对派七嘴八舌地说：“人家单位总比咱们更了解情况，应当尊重考生单位的意见……”“北京知青的情况就是复杂一些。小李你也是北京知青吧？可不能有倾向性……”“那个考生叫什么？有机会我倒要看看到底够不够格……”。
陈局长也态度很和缓地批评小李：“按规定招生工作人员应当避免和考生直接接触，还是应当注意一些喽！”
小李还要分辩，我连忙拉他坐下了。我知道他说的是李锚，可在这种时候提出李锚的问题，无疑是帮倒忙。如果让这些极左派知道李锚的名字，他要是能上大学才怪了。
可是，我心里很有些替李锚以及像李锚那样的考生鸣不平。这倒不仅仅是出于同是北京知青而不可避免的感情问题。这个该死的“出身论”已经害了无数人，我真不明白，“文革”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这些极左派为什么还是恶习难改？本来我并不打算发言。中专和大学的考生情况不一样，我没必要掺和大学招生人员的争论。但是看着那几位极左派一副“惟我独革”的嘴脸，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跳”了出来。
不过，我接受了小李的教训，来了个正话反说──经历过“文革”那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基本锻炼”，耍这么点儿小手腕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说：“我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这名考生正好在我那个考场，对他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如果从考试情况来看，他的基础知识还是不错的。但我发现他的思想有些问题……”
此言一出，最吃惊的是小李。他“腾”地站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意不慌不忙地说：“你急什么，让我把话说完嘛！”
那几个极左派看到在两个北京知青之间发生了矛盾 ，立刻来了兴趣：“对嘛对嘛！让人家说！”
我说：“这考生的卷子我看到了。他在语文作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当年，高玉宝曾发出过‘我要读书’的心声，今天，我也要大声地呼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嘛！就是纯粹的大学迷！我们学校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不是这种一心想走白专道路的人……”
小李气坏了，大声喝道：“你这是胡说八道！想上学就是白专道路啦？”
小李当然生气，因为他自己也在拼命复习想考研究生呢。不过，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我的突然“叛变”。本来大家一起工作了很多天，彼此还是挺谈得来的，他也知道在李锚的问题上，我们本来完全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此时我的“革命言论”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气得他脸色煞白，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但是我的发言得到极左派的全力支持：“小陈说得对！在招生原则上，必须突出政治……”
而更多人是支持小李的：“现在还拿‘文革’那套标准衡量人，太荒谬了！……”
大学招生组的一位中年老师站了起来：“请允许我说一句。”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全场都能听见，这显然是多年站讲台练出来的功夫。大家不由得静了一静，听见他缓缓地说：“我只说一句。这样的考生，我们要！”
静默片刻，突然爆发一阵掌声。
争论了一上午，根本不可能产生统一的意见。陈局长只得止住大家：“不要再讨论了，上级的精神，我们只能一丝不苟地执行！”
结果还是无法明确“精神”到底应当如何具体执行，因为它确实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中午吃饭的时候，发现许多人对我侧目而视，显然对我的发言很为反感。最突出的是小李，先是不理我，吃完饭出食堂的时候终于憋不住，对跟在后边的我说：“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无聊！──告诉你，刚才好几个学校的老师来找我了解李锚的情况呢。他们都保证要把李锚推荐给自己的学校！”
我见旁边没人，微笑着小声说：“傻帽！李锚差点让你给毁了。咱们别看过程看结果。结果如何？”
小李当然不傻。他只愣了片刻，马上笑咧了嘴：“妈的！还是你鬼！”
下午，陈局长进一步传达一些具体要求：
一、对于考生的表现，属插队或回乡的知识青年，要有在征求群众意见基础上的公社一级证明材料，在校学生要有学校的最新鉴定；
二、考生要有关于直系亲属政治情况、历史结论的正式材料，在工厂等单位的，要查阅档案，在农村的要有大队党支部的证明；
三、对考生的社会关系，比照第二条处理（这一条仍然不许记录）。
对以上“精神”，大家仍莫衷一是，但看来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如何执行，全看个人的理解了。我们贸然猜测，在省里的会议上，大概争论也很激烈。
但也有比较明确的内容：在文化考试中单科成绩较好的考生，也应予以上报；25岁以上的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只要考试成绩达到分数线，也可以参加政审、体检；若仅有一门课程未考、其余各科考试成绩很好者，也予以上报；有特殊专长者，也予以上报。至于政审表格，则由各县按上级下达的统一规格自行制作。
1977年12月20日 星期二 阴
接着开会，传达省体检工作会议精神。大概是陈局长连夜向省里进行了汇报请示，与昨天相比，今天的“精神”要明确得多：考生的体检标准，按1973年的规定执行（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中惟一一次考试招生，后来因为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而流产）。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有如下规定：
一、体检领导小组由各县招生办公室、卫生局、医院及省中专招生组人员组成；
二、体检医生要抽调专人，并要提前举办学习班；
三、体检结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身体健康、适合各种专业”，第二种是“有某种疾病、受专业限制”，第三种是“不合标准、不能录取”；
四、体检结论要由医院盖章，若有无法确定结论者，由县招生办公室开证明来地区复查，考生路费自理；
五、在体检进行之前，必须举办考生学习班。
1977年12月22日 星期四 晴
连续几天开会学习，难得今天下午休息，我和电力学校的小高抓紧机会去爬宝塔山。山并不高，十几分钟就可登上山顶。塔有九层，在一小块平地中央，也并非想象中那样巍峨。塔前有口古钟，据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用作防空的报警钟。
宝塔山后面还有更高的塬，爬上去可以看见整个延安市。市区仅有的一条主要街道随延河蜿蜒，在烟雾的笼罩下显得朦朦胧胧的。
从山上下来，已是黄昏了。我们在延河边的泥滩上散了一会儿步。记得毛主席有一张照片，就是黄昏时在延河边照的。
宝塔山脚下一块巨石上刻有“嘉岭山”三个大字，字体苍劲，许是宝塔山的本名。毛主席当年散步至此，也许常会停下脚步端详这几个大字吧？
1977年12月24日 星期六 晴
昨天又乘汽车回到黄陵县，我在路上照例晕得一塌糊涂。
政审、体检工作的开始取决于预选名单的确定，而预选名单的确定又取决于考试成绩的公布。这次考试的考生数量空前之多，判卷工作量相应极其繁重，一时难见结果，我们只得等待。
小李请假去他原来插队的宜川县，小龙回学校汇报情况，因此来黄陵的招生工作人员只剩下我一个人，倒也自由。今天独自去爬黄帝陵。
游人一般都是从山前大道上山，我有意拐了一个弯，从南麓的柏树林中直插上去。黄帝陵的千年柏林堪称天下第一，棵棵古柏躯干盘曲枝杈横生千奇百怪。阳光从稀疏的枝叶中飘落下来，撒在苔痕斑斑的地面上，林中安谧静穆，似与尘世全然隔绝。将至山顶，越过一个小山包，迎面就是那块写着“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字001号”的石碑。在它后面， 立着另一块石碑，上书一排大字：“文武官员在此下马”。这块古老的石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翻在地”，直至我插队那年来时还倒卧在地上。看上去它重新竖起来的时间并不长，碑身粘满泥土，一副落拓的模样。
黄帝陵在山顶正中，是一个长满树木的大土包。陵前亭中，石龟驮着一块巨碑，灰色的底子上，是郭沫若手书的“黄帝陵”三个大字。碑后墓前，还有一块破旧的石碑，书有“桥山龙驰”四字。据说黄帝系乘龙飞升而去，这里埋葬的只是他的衣冠而已。
1977年12月30日 星期五 大雪
新年将至，天降瑞雪。
…………
1978年1月6日 星期五 晴
元旦以后，考生预选名单下来了。小李他们也已如期归来。黄陵县这次考得相当不错，大学预选名额为100人，中专预选名额为170名。
政审工作正式开始。
对绝大多数农村考生来说，“政审”根本没有什么可罗嗦的，一张大队证明就足够了，到底是贫下中农子女占多数嘛。问题较多的是城镇知识青年的出身问题，比如什么“小业主”、“城市贫民”等等，就属于难以确认“界限”的情况。不过由于省里的“精神”在出身问题上含糊其词，与前些年相比有明显松动的迹象，我们几个又不约而同都是“右倾分子”，尽可能“高抬贵手”，所以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问题最大的，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少数北京知青，同所有北京知青一样，每人都有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存放在他那个单位人事部门的档案柜里，那个口袋里的东西五花八门，大概是他本人一辈子也想象不到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搞过人事档案工作，这次真是开了眼。一想到我自己肯定也有这么一袋子秘不示人的玩意儿不知放在什么地方，真有些不寒而栗。
北京知青基本是在同一时间来陕北插队的，至今已近十年。由于陕西省和延安地区对北京知青在政策上给以照顾，除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已经安排工作。但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个人，命运就不一样了。就眼前这次招生考试而言，个别单位虽然勉强同意参加考试，到政审的时候却找出种种理由使其难以过关。相比之下，农村的干部们要宽厚得多。从档案里可以看到，他们用那粘满泥土的大手写下的评语基本都是溢美之词，如“努力学习马列，劳动卖力”之类。
在考生的诸多“问题”当中，李锚那种出身问题还算是较好解决的。反正省里的“精神”是由我们掌握，就是四个字：“重在表现”，单位大多也没二话。但有些考生的问题就出在“表现”上。我发现很多北京知青插队前由学校做出的鉴定都是些诸如“表现一般”、“当过保皇派”、“思想品质不好”、“不关心政治”之类莫名其妙的评语，真不知写这些评语的人是何居心。如果这位考生所在单位的领导有意刁难的话，这些评语就成了“一贯表现不好”的借口。
我们所进行的“政审”只能算是“初审”，将来还有地区、省里乃至招生学校逐级更加严格的审查。如果考生连我们这一关都通不过，那他们前面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我们只有不厌其烦地查档案、做工作，想方设法尽力使考生先过所属单位这一关。这倒不是我们丧失原则，实在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问题”太可笑、太微不足道了。
1978年1月8日 星期日 晴
我们招生组的三个人在黄陵已经呆了不少日子。由于住在客人较少的外宾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很少引人注意。但自从政审工作开始以后，与外面的接触多了一些，渐渐发现境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上街时常会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殷勤地打招呼，也不时发现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搞得人摸不着头脑。招待所的伙食也突然好了起来。本来我们三个人每顿饭只有四菜一汤，主食定量，常感到吃不饱。这几天饭菜的分量突然大大增加，倒弄得顿顿吃不完。为怕浪费，只得硬着头皮使劲塞，胀得肚子疼。食堂那个姓李的伙夫本来对我们爱搭不理的，现在则是笑脸相迎，而且居然和小李攀起了本家。前天早上悄悄溜进我们窑洞，偷偷往小李床上塞了一包东西。小李上厕所回来才发现，打开一看，是一大包油条。小李说：“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小龙有些鬼聪明，故意卖关子：“你不是我们三个人的组长嘛，这是群众关心领导呢！”小李更不明白了：“什么组长领导的，和油条有什么关系？”小龙说：“看来这几天我和老陈都是在沾你的光，才混个顿顿肚子胀呢。别着急，你这位本家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早晚会明白的。”
果然，到晚上“名堂”就出来了。吃过晚饭，李伙夫鬼鬼祟祟领着一个小伙子进来，对小李说：“这是我一个侄儿，今年考中专呢。想求你帮帮忙。”可气的是，他眼里只有小李一个人，我和小龙简直像不存在一样。小龙故意逗他：“一包油条就能上中专啦？也太便宜了不是！”那小伙子更实在，连忙从怀里往外掏东西：“我这带着……”
小龙打断他的话头：“你们拜错菩萨啦，这位老陈才是招中专的！”李伙夫立时瞪出了双眼，那副诚惶诚恐的模样着实让人同情：“是……是吗？我真知不道……”小龙还逗他：“还说不知道！你可把老陈得罪了。他的权可比我们俩大……”
小李不耐烦地喝住他：“别闹了。老李我告诉你，这事可不能胡来。腐蚀招生人员可是要犯错误的。你快出去吧！”
李伙夫出去后，小李怪小龙不该这样开玩笑。小龙不以为然地说：“这号势利眼，实在招人讨厌！”
小李叹了口气：“不过想想也可怜，他到底是为了自家的孩子……”
小龙打断他的话：“得了，你信他的鬼话！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不一定从中赚多少好处呢！”
那李伙夫显然不死心，今天特意在一个没人的地方等着我：“老陈，你老多费心，办成了给你这个！”他拿手比划了个圆圈。见我不明白，他说；“手表，罗马手表！”
我听了真吓一跳，不知该说什么好：“你……你侄儿家那么有钱？”
李伙夫笑笑：“说是侄儿近些。同村的，求我哩。你要是能办成，还有几个娃想寻你哩。我保证，好处小不了……”
我乘其不备，连忙逃走了。
我把情况告诉小李，他说：“这可是个头痛的事。我看咱们最好保持集体行动，不给他们空子。免得将来真有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不清楚。”
李伙夫见办不成事，立刻变脸。今天晚上那四菜一汤简直少得可怜，仅够勉强充饥而已。小龙埋怨我：“你也糊弄他几天，起码能多吃几天饱饭嘛。”我说这事可不敢开玩笑。小龙只好骂那李伙夫鼠目寸光，怎么就不再多“拉拢”我们几天，没准能得逞呢。
小李劝我们：“再忍耐几天吧。等体检结束，咱们就算完成任务了！”
1978年1月10日 星期二 晴
从李伙夫开始，这两天想方设法找我们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我们三个人总不可能始终保持集体行动，特别是上厕所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人在那里猫着，设法塞来一张写着考生情况的纸条。最躲不开的是招待所的人，尤其那几个服务员。她们进我们窑洞方便得很，对我们的时间也掌握得最准。往往我们刚吃完晚饭回窑洞，她们已经带着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什么的在等着了。大多数还带着礼物，高级一些的如一条烟两瓶酒，低档一些的有大枣白薯干之类，倒是没有送手表的，弄得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讨论了几次，想出的办法就是条子可以暂时收下，免得他们没完没了地纠缠。而东西坚决不能收。同时，我们又找招待所的领导严肃地谈了一次，希望制止这种事情。他很生气，保证严肃批评有关人员，禁止外人进出招待所。但在送我们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却悄悄塞给小李一张条子，说他儿子好不容易过了考试关，但眼睛不太好，希望体检的时候多关照，弄得小李哭笑不得。
这些天，我比小李小龙要清静得多。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俩是大学招生组的，而县城的考生中报考大学的居多。农村的孩子绝大多数是报考中专的，一般没有县城里的人胆子大敢走后门，即使想走后门也没机会。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努力全是白费。小龙那天对李伙夫说的倒是实话，我的权力是比他俩大多了。大学招生组的人分为两部分，小李他们是负责前期工作的，体检结束后就返校，招生录取工作将由另一部分人承担。而中专招生组的人则要参加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直接负责录取工作。幸亏外人不知内情，我也乐得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俩穷于应付。
1978年1 月12日 星期四 晴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体检工作于今天进行。
根据上级要求，在体检开始前，县招生办公室组织全体获得预选资格的考生开会，学习各项有关规定。我第一次公开以中专招生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重点向考生们介绍了中专招生的一些特殊情况和要求。相对而言，中专学校对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比大学严格得多。比如我所代表的铁路司机学校，不仅对考生的身高、体重、心脏、血压、视力均要求极严，而且绝对不能接受色盲的学生。我再三强调，新生入学后将进行身体复查，不合格者会被毫不客气地除名，希望考生对此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为保证体检质量，招生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密的分工，各自负责一个专项检查部门，防止作弊。在体检这个环节上，我们连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敢完全信任。我和小李、小龙特地提出，不对我们三个设固定位置，而是随处巡视、突击抽查。同时，我们自己也作了重点分工，小李主要在眼科，我主要在内科，小龙主要在外科。小蒲负责监督胸部透视，我们对她还是信任的，否则三个人还真忙不开了。
270名考生的体检必须在一天内完成，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县医院的医生全体出动，各诊室同时开放。考生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有秩序地领取体检表并分布到各诊室。人虽然很多，但却很安静，气氛和考试的时候差不多。
来内科检查的考生都显得非常紧张，因为许多农村的孩子大概是生来第一次见到听诊器、血压计这些玩意儿。大冷的天，皮胶管往胳膊上一勒，立时汗就下来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当年招工体检的时候，尽管事先又喝凉水又大喘气，我还是差点因为血压高而被淘汰。因此我尽可能随便聊两句，开个玩笑，让他们放松一些。
我见到了李锚，我们只是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中间我出去到别的科看了看，情况大致相同。在放射科我又看到了那个叫杨择秀的女孩子，她认出了我并冲我羞涩地笑了笑。当时她刚从检查室里出来，正在系上衣扣子，一边等着医生写检查结果。
小蒲叫住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你还认识她吧？她的情况很不好。医生说，她的肺结核已经到三期了……”
我问：“三期是什么意思？”
“三期已经没治了，肺都空了！医生说她这种情况，顶多半年就……”
我吓了一跳：“这么严重？”
小蒲惋惜地说：“真可惜了。其实她这次考得相当不错，平均六十来分呢。可现在，别说上大学，连命都……”
我的心里抽搐了一下：“……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她家六个孩子，她是老大。能吃饱饭就不错……再说现在已经晚了。”小蒲突然转过脸，我看见她眼中有泪光一闪：“老陈，咱们捐些钱吧。”
“对。”我连忙掏出钱包：“不过，最好等体检完了再给她，越晚越好。免得……”
检查室的门开了，医生出来简短地叫：“杨择秀！”
她接过体检表，那上面的内容她当然看不懂。她紧紧攥着那张纸，好像一撒手它就会被风吹跑了。
医生看见小蒲和我，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她。”
我们没做声，默默看着这个叫杨择秀的女孩子和伙伴们一起急急走向下一个诊室。
我还记得语文考试时她那篇作文开头的句子：“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个美丽的理想，长大了，我要……”
体检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看到书勤。我责怪他：“你咋一直没来找过我呢？”
这小伙子只是憨憨地笑笑。我从他手里拿过体检表看看，见只剩口腔科一项还没检查，其他各项都合格，也就放心了。我怕自己记错了，特地又问：“你是报电力学校吧？”他点点头。我说：“放心，我会帮忙的。”他仍是笑笑。我倒有些佩服他了，使劲捶了他一下：“你这个傻小子，也不谢我！”他这才开口：“你……不回村看看？”
他一句话勾起我满腔惆怅：“看来没有时间回去了……”
1978年1月14日 星期六 晴
明天我们几个招生工作人员就要撤离黄陵县了。小蒲挑头，组织在县里工作的几个北京知青和我们最后聚一次。由于我们“身份”特殊，为了避免有人说闲话，只来了七八个人，如小钱，李锚，孟洪等等。大家的心情各不相同。像孟洪因为考得不理想，连体检也没参加。心情不佳话就少，搞得大家都没情绪，而且尽可能避免考试的话题。酒倒喝了不少。回忆起插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每个人都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几个月来大家打过不少交道，也算有一定的感情，马上要分手了，难免有点伤感。
收场的是李锚。他说：“难得这次相聚，也算交了几个新朋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最后一杯酒，我想应当为邓小平干杯。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有考大学的机会。考上考不上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我们有了机会，有了希望。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我李锚都不会忘记邓小平！”
他很激动。他的话使所有的人都很激动。大家站起来，一起干了这杯酒。
五、录取
备忘：
教育部负责人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答记者问：
……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文化考试是防止“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的一个有力措施。
──197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1978年1月20日 星期五 阴
16日返回延安。大学招生组的小李和小龙已经完成任务，按规定返回学校。只有中专招生组的全体人员回到老干部招待所。
今天人已到齐，延安地区教育局召开中专招生录取工作会议。根据陈局长传达教育部副部长的讲话得知，今年全国大学计划招生21万人，而报考的考生竟达570万。报考中专的人数虽然暂时尚未统计出来，但可以想象那数字也是相当惊人的。
陈局长传达了省招生办公室关于录取工作的精神，那“精神”仍然十分抽象：要注意城乡考生的差别；要注意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差别；要注意工农考生的差别；要处理好招生学校同地方的关系。这些要注意的“差别”和“关系”，将完全由我们这些招生工作人员自己具体掌握和落实。
中专招生组的工作人员有权直接挑选并录取考生，这是许多人事先所不知道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起码可以避免许多考生和家长的纠缠。然而从我们返回延安那天起，这便成了公开的秘密。以种种借口找我们的人陡然增加，目的无非是寻机递上一张写有考生姓名的纸条，以便在录取时能得到适当照顾。
为此，在再三强调工作纪律的同时，我们立即被与外界隔离起来，直到录取工作结束那天为止，我们不得擅自走出老干部招待所的院子。
自今天开始，审阅入选考生的档案。
录取预备名单由考务组提出，数量是各校预定招生名额的二倍。
按规定，录取考生的基本原则是根据考生所报志愿，按考试成绩自上而下分段选取。
各校招生人员在提出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退还被认为不合格的考生档案，同时由考务组提供新的档案。退档的次数没有限制，直到录取满额为止。
初选分数线是由地区根据考试总体情况及招生录取人数粗略确定的，低于标准录取分数线。也就是说，考试成绩达到分数线的考生人数要远多于被录取的人数，以便适应筛选的需要。也许是由于考试中断了11年，考试成绩普遍较差，延安地区所定的初选分数线低得可怕：大学单门平均分数线为55分；中专为40分，而一些偏远地区如志丹、甘泉等县才37分！
我所代表的铁路司机学校在延安地区有八个招生名额，也就是说，我有权决定八个孩子的命运。
我从考务组领取了第一批推荐的16份档案，回到自己的窑洞。
我还是第一次干这样的工作，抱着那16份沉甸甸的档案袋，心里有一种异常的感觉。 我打开第一份档案。考生情况登记表的照片上是一个圆脸的男孩子，两只眼睛黑亮有神。他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数学43分，语文政治61分，平均52分。政审情况也很简单：三代贫农，至今全家务农。我最关心的是体检表：身高1.58米，体重57公斤，视力1.2、1.0……右眼轻度色盲，血压82～130。真遗憾，其他条件都还可以，偏偏是“轻度色盲”。这孩子报什么学校不行，干嘛非报铁路司机学校呢！我踌躇再三，终于在“学校意见”表内写下了“不能录取”。
当我在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圆面孔的孩子去年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一切又要从头做起。如此惨痛的挫折也许会使他永远丧失信心而从此一蹶不振。在我自己以往的人生经历中，曾发生过许多次转折，那也许就是由那样一只不知属于谁的手漫不经心地写下的几个字所决定的。今天，我自己居然也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这真是一件无奈的事情。
出于慎重起见，16份档案看了整整一天，不料，居然没有一个考生合格，基本都是属于身体条件的原因。交还档案的时候，我心里颇有些忐忑，怕考务组的同志说我太挑剔了。不过还好，他们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很痛快地就给我换了16份新档案。
1978年1月22日 星期日 阴
上午看完了第二批的全部档案，仍是一无所获。午饭前又换了16份，考务组仍然很痛快。我发现同屋住的电力学校的小高和我的情况类似，似乎推荐给我们的考生不是考试成绩不怎么样，就是身体特别差劲。我们在县里监督体检工作的时候，似乎没有发现这种问题。我的档案中有好几个是延长县的考生，那是煤炭学校老孙负责的县。吃饭的时候我和老孙开玩笑，说他偏袒老家的人，体检时不好好把关。他大叫冤枉，反说我也不怎么样，黄陵就有好几个考生被他退回去了。
下午小有收获，终于从第三批档案中选中一名考生。这批考生身体情况都无可挑剔，只是考试成绩太差，仅仅刚过分数线而已。但是我已经实在不好意思再全部退回，只能“矬子里拔将军”，先挑一个开开张吧。这批考生也巧，差不多都是延安市区的。
晚上老孙和矿校的小冯找我和小高打扑克，聊起来才发现，我们都是今天下午开的张，巧的是，都只招了一个，都是延安市区或延安郊区的，而且都是在取了第三批档案、实在不好意思再全部退回的心理状态下才勉强选定的。
老孙沉思半晌，慢悠悠地说：“看来有人在耍咱们呢！”
见我们不明白，他说：“如果我没想错，明天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我不太相信老孙的推测。如果被他说中，那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太阴暗了。
1978年1月23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再次更换档案之后，在老孙的提议下，中专招生组长老燕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说“秘密”，是因为参加者仅限于各校招生人员而没有惊动当地人。
我们在参加各县考试及体检工作的时候都记了些材料，以便录取时心里有点底。老孙说都这时候了大家就别太本位主义了，从整体利益出发，还是把各自的小本本儿掏出来吧。这小本本一掏，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拿黄陵县来说，根据我的粗略记录，考试平均成绩在50分以上的有二十多人，45分至50分的有四十余人，就是说在黄陵县170名报考中专的初选考生中，45分以上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县的比例也大体类似。而这几天供我们挑选的考生绝大多数成绩在45分以下，许多考生仅勉强达到规定的分数线。
老孙参加过好多次招生，算是老油条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心里有数，这几天上来的考生大多数不是延安市的就是各县城关的。怪不得初选分数线定得这么低，就是给开后门制造条件呢！”
老燕为人要稳重些，说：“……也别过早下结论。”
老孙最爱抬杠：“你还不信？我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这几天咱们光顾各看各的，互相不通气。不信摆摆看，保证换来换去都是同一批档案！”
这几天阅档大家都有记录，以免发生重复。拿出来一对，果然让老孙说中了。虽说每个人都看了不少份档案，其实总数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上午被我淘汰的档案，下午就可能又转到小高手里；昨天被老孙淘汰的，今天却又会塞给老燕。转来转去，我们实际是在人家事先划定的范围内挑选，许多成绩相当不错的考生我们连影子都见不到。
招生组里年轻人居多，刚开始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恍然大悟，不禁要炸窝：“这不是拿咱们开涮嘛！”“急了一个也不招了，看他们怎么办！”
老燕慢悠悠地说：“别说气话，招生工作不能受影响。我马上找陈局长谈谈。”
老孙说：“按我的经验，恐怕这会儿陈局长不那么好找了……”
1978年1月26日 星期四 雪
不幸又让老孙言中了。几天来老燕给陈局长打了无数次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本来地区教育局在招待所有一个“联络员”，这几天也见不到了，据说是去省里办事了。
有的人开始采取“抵制政策”，不断地更换档案而始终不录取。有几个“特别”的考生上了我们私自设立的“黑名单”，尽管他们的档案一直在我们中间转来转去，可就是没人录取。考务组的几个人表现很好，任由我们退换档案，从无怨言。大家似乎在比赛耐心。
招待所的饭菜质量开始明显下降。虽然仍是“四菜一汤”，却总感到吃不饱。开水房的水似乎很难有开的时候。我们的窑洞是靠烧煤炉取暖，本来每天早上有服务员来帮助生炉子，可从前天开始只剩下两个服务员，据说是年关将近回家探亲了，炉子只有由我们自己生了。 大家突然发现，离春节只有十天了。
门卫是个犟眼子老头，仍不许我们出大门。
1978年1月27日 星期五 阴
连打扑克都没兴趣。老孙长叹：“看来是要一直困到我们就范为止啦！”
小冯嚷道：“我就不信邪，看谁熬过谁！”
老孙无精打采地说：“当然是咱们熬不过去啦。你难道不想回家过年了？其实想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招谁不是招，够条件就得了。说实话，我已经招了一半了。”
不仅是老孙开始动摇了，许多人已经快熬不过去了。我也录取了三个。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这三个考生尽管考试成绩差一点，好在身体条件都还算不错。
1978年1月28日 星期六 晴
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今天，那位“联络员”露面了。
他再三替陈局长道歉，说由于他一直随陈局长在省里开会，对我们的照顾有所不周。而对我们提出的关于调档考生层次过低的问题则矢口否认，只说考务组的人在对考生条件的理解上和我们有差异，再说由低至高的选择方法对我们更有利。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的逻辑，但耗到今天，大家已经没有精力去理论了，只要求考务组全面提供档案。对此他满口答应。
中午他代表陈局长“慰劳”我们，说我们这些天实在辛苦了。除了多日来难得见到的鸡鸭鱼肉之外，还上了白酒。
老孙多喝了几杯，敬酒时说：“我真服你们了，高招啊高招！”
老燕连忙拦住他：“大家都是为工作……”
老孙说：“对对！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早回家过年！”
也不能说我们前些天的抵制完全没有作用，下午提供的档案质量有明显提高，终于开始大量出现50分以上的考生。当然那几个上了“黑名单”的人仍在顽固地出现。老燕特地召集大家又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说：“大家都想招好学生，但也得体谅当地同志的苦衷。只要总体条件合格，能录取还是录取吧。我不信，你们自己的口袋里就没有几张条子？”
老燕说的是实话，大家口袋里的确都装着不少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途径塞进来的条子。像我在回到延安的头一天就收到单位寄来的一封信，列有一份名单，差不多都是铁路上这个局长那个书记的外甥侄儿什么的，让我“择机行事”。
我无意中发现惠家河书勤的档案不知为什么出现在老孙那里。他本来报的是省电力学校。大概电校是热门学校，主要供有门路的考生选择，书勤没门路，便被发配到煤炭学校了。我同老孙和小高商量，想把他调换一下。小高很爽快，马上就答应了。老孙却说煤校难招好学生，书勤考了53分，真有些舍不得呢。不过最终他还是松口了，条件是我让给他两个条件相当的考生。这也算是我为书勤走了一次后门吧。
1978年1月31日 星期二 晴
工作终于结束了。
在踏上舷梯走进机舱前，我再次回头望了望烟雾迷蒙中的延安城。两个月来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的旅行袋也是沉甸甸的，里面放着八名考生的档案。他们是幸运的。赋予他们这份幸运的不是我，而是特殊的历史机遇。
再见了，延安。
备忘：
据新华社报道 ： 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经过报名、考试、初选、录取等阶段，于最近胜利结束。……，新生正在陆续入学。
这次招生工作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今年新生入学为止，前后历时近四个月。
这次招生对象广泛，全国有十二届高中毕业生和各行各业各类青年共五百七十多万人踊跃报名，参加考试，接受祖国的挑选。……特别是在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四人帮”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
……在整个招生工作中，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招生工作中发生的个别违法乱纪、“走后门”等恶劣现象，及时给予了严肃处理，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197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及其密切的关系。”
──1978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
后 记
本文行将收笔之时，正值2006年的全国高考即将开始。一年一度的考试已经成为一种季节性的热门话题。报上可见连篇累牍的文章，或是教导考生如何复习、如何保养、如何调节心理，或是指导志愿选择、分析各科试题……等等等等。也有人对这种由千年科举制度沿袭而来的人才选拔方式提出质疑。而30年前那次大规模的全国招生考试，似乎已经被人们所淡忘了。
不过我知道有许多人是不会忘记的。
10年前，曾经有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来说，1977年所进行的那次高考是一个特殊的、十分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文革”余毒尚未彻底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还十分严重、种种不正之风未曾完全消除的复杂历史背景下，能够大胆采取这样的举措，是十分不容易的。如果仅谈当时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它给无数人提供了希望和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家提供了希望和机会。但是，若从更高的层面上认识的话，我踌躇再三，觉得难以回答。如何评价那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予以沉淀。
10年后的今天，我觉得自己仍然无法回答。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简洁释义，“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这解释似乎略显狭窄了一些。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教育本应是人类赖以提高自身能力以求不断发展的动力。
然而，面对如今“千军万马涌上独木桥”的壮观场面，我们不难看到，教育已经变成一种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追求的“生产过程”，变成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高考制度似乎已经背离了所谓“选拔人才”的初衷，而变成“选拔钱材”的工具了。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还有人像当年李锚那样发出“我要读书”的呼喊，难免会有人问：你想读书是为了什么？而如同杨择秀那样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成为居里夫人”的梦想了！
最后，简单交待一下文中几个人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个别人物未用本名。
小李，如愿考上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
李锚，被北京某重点大学录取，后出国深造。
惠书勤，从电力学校毕业后回原籍工作，现在一大型炼油厂任车间主任。
小钱，外语学院毕业后分回北京，在某著名刊物的编辑部任编辑。
孟洪，20世纪80年代举家调往河北省某地。1989年通过自学高考获得河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文凭。数年后在一次出差途中遇劫匪不幸中枪身亡。
我为宝鸡铁路学校招收的八名考生，在到校报到后进行体检复查时，有一名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被取消学籍，这名考生恰恰是黄陵县的。多年后想起此事，我仍不免耿耿于怀。我始终猜不出他是使用什么手段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混过了县医院的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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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从单考、联考到统考
* 1949年高校招生沿用旧制，即由学校单独招生考试。若近处没有报考学校所设的考点，考生常常需要跨省甚至跨区赴考；如果报考多所高校，就需要按不同学校的不同要求进行备考，并参加多次考试。
* 1950年5月26日，新中国第一部高校招生文件诞生，文件中规定：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东北、华北、华东三大区73所学校联合招生考试。
* 1951年，在三大区联合招生的基础上，实行全国各大行政区范围内的高校联合招生考试。
*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考定于8月15日、16日、17日进行。
* 1966年取消高考。当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彻底改革招生考试制度。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认为高考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是“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取消高考，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新生。
*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招收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需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不考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讨论稿)，基本上沿袭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群众推荐”、坚持“阶级路线”。
*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北京重新召开招生会议，确定高考招生办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取消劳动两年的限制。恢复考试制度，考试分文理两类，共同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
*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0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文革” 后的首次高考，全国有573万多人报名。据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应届高中毕业生占26.72%，工人占9.38%，干部占2.5%，下乡青年占 16.49%，回乡青年占35.33%。
* 1997年，高校招生“并轨”改革启动。根据199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高考招生不再区分两种计划形式，改变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毕业时由国家包安排工作的做法。同时建立相应的奖学金、贷学金以及专项奖学金制度，逐步建立学生上大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制度。
* 1999年，我国开始大规模高校扩招。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作出了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9%提高到15%左右”。
* 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开始实行春、夏两季高考招生。
* 2003年，高考时间由传统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同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扩大学校和学生双方面的自由选择权。
* 2004年，“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举措扩大到11个省、市，全国723万考生使用15套试卷参加高考。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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