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65年11月5日，香港《大公报》刊发路透社驻香港记者麦克龙的访华见闻：
在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目前最引人注意的是十架美国摄影侦察机的部分残骸。这些美国飞机是最近三年中在大陆上空被击落的。
记者问博物馆的职员：这些飞机是怎样打下来的？他说，他们不知道究竟用什么武器把它们打下来。陈列的飞机是坠地后仍能保存的残骸，形状尚可辨认，机身上面挂有牌子写明制造厂的名字以及产品编号，参观者可以走近细看。
在博物馆里面，陈列橱中陈列着那些空中摄影机和胶片……
整整40年后，2005年8月9日，英国《防务新闻》如是向世界报道：
2005年8月2日，一架U-2“龙女”(Dragon Lady)高空侦察机缓缓滑入乔治亚州罗宾斯（Robins）空军基地的跑道，拉开了美国空军纪念该机首飞50周年庆典活动的序幕……
自从1955年8月首飞以来，U-2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每次冲突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决策者提供了关键的情报数据。该机设计用来对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活动进行照相侦察，使用方包括美国空军、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空军飞行员来说，驾驶U-2去执行任务被认为是一种尊贵的委派。……但是U-2曾干什么、能干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它执行的很多任务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
知情人清楚：路透社记者麦克龙40年前访华报道中所提军事博物馆“十架美国摄影侦察机”里头，有4架是当年在大陆上空逞威一时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
提及U-2，海内外关注军事、热爱和平的人们，当不致陌生。遍览世界航空史，U-2是服役年限最长的一种飞机，而且上天伊始，便与世界政治、军事较量紧密联在一起。美国U-2侦察机的中队徽标甚至公开宣称：“我们只相信上帝，其他人交给我们来监视。”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它还在世界舞台上频频亮相，稳占世界战略侦察机的头把交椅：1997年11月海湾危机中，美制U-2飞越海湾地区上空，执行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任务；1999年科索沃战争，南联盟上空常常掠过U-2的魅影。在2003年为配合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武检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搜捕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U-2还在充当高空侦察和监视的主要角色。
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U-2飞机，是该馆最引人瞩目的展品之一。世易时移，靠击毁坠地后的残骸拼凑起来的U-2，弹痕累累，早已失去了当年“龙女”、“天使”的风采，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中外观众对其抱有浓厚兴趣，并试图通过这个历经冷战时期诸多事件的“丢人现眼”的特殊展品，全面知晓发生在它和中国、美国、台湾还有前苏联身上的故事。
那一页，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史上鲜为人知且极为壮丽辉煌的一幕，其中许多秘密，事隔三四十年后才得以公开。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缺口，毛泽东震怒
进入1958年以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工作显得比以往更为繁忙。每天处理的文件数量猛增，保密电话接连不断。他常常工作至深夜，还不时轻车简从地前往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
周围的人猜测军中一定又有什么重大行动，同时也感受到了司令员肩头的重担：他在部署空军入闽、与国民党空军争夺福建沿海制空权、为大规模的“8·23”炮击金门行动奠定基础时，还要腾出手来对付美国无孔不入的空中战略侦察。
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大陆地面相对处于和平，而空中的紧张态势却有增无减。美国从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断向台湾提供最先进的飞机对付大陆。有美国主子支持，国民党空军蹬鼻子上脸，对大陆的袭扰破坏越来越猖狂，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甚至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身为空军司令，刘亚楼数年间难得有几天安稳觉。
1958年3月至12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直接策划下，美国飞行员驾驶U-2型飞机多次（据称有5次）入侵中国内地侦察，大量拍摄中国正在建造的军事设施和其他重要战略目标照片。中国政府为此提出强烈抗议。随后，美国将 2架RB-57D高空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继续遂行对中国大陆的侦察。该机性能仅次于U-2，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机载4部航空相机，在1.85万米高空可摄取长约40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
彼时，解放军的防空兵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高度上作战。口径最大的100毫米高射炮，对这么高的飞行器也是望尘莫及。最先进的米格-19农夫式超音速歼击机，最高升限仅17900米，在“望敌兴叹”之余，只能在下方一路跟踪，期待敌机飞行员操作失误或出现故障而降低高度，再施行突袭。当时的作战报告这样描述：“歼击机紧急起飞拦截，尽管飞行员拼死把飞机上升到极限，仍旧相差2000米高度……”
尤其是，解放军航空兵虽然频繁起落，四处追杀那些胆大妄为的空中间谍，但美国给台湾的高空侦察机却不断改进，越飞越高。特别是U-2和RB-57D，在大陆上空来去自由，大摇大摆横贯转悠后，不慌不忙飘然而去。这对新中国的防空力量不能不说是个嘲讽。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毛泽东震怒，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要国防部长彭德怀“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人民日报》不时刊登中国政府对美国派机侵犯大陆领空提出的严正警告，不过，最有效的警告是——把它揍下来!周恩来亲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指示应用一切方法将美机击落，否则影响太坏。
为了贯彻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空军就如何打击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提高歼击机的升限高度（如拆去一些机上设备、减轻飞机重量）。刘亚楼还专门召开各军区空军、各军党委书记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防空作战被动局面”，决定从空军几支劲旅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织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
当游猎中队开始呼啸着满天追逐涂着青天白日徽的敌机时，中国军界高层清醒地认识到：要给敌机毁灭性的惩罚，光靠歼击机还不行，还须有地空导弹。地空导弹是制导武器，是尖端技术兵器，能自动瞄准敌机，发射导弹后，导弹能自动制导飞向敌机，将其摧毁。
围绕着发展包括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共和国一批最早涉足该领域的精英，深深尝过无尽的艰辛和坎坷。
20世纪50年代，世界几个主要大国进入所谓的“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核叫嚣，催醒了新生的共和国，要不受人欺负，就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1955年10月，经中国政府严正交涉和周恩来的精心策划安排下，被美国羁留整整5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回到祖国。此时正赶上共和国制定12年科学规划，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到底应该搞什么？开国将帅们的意见是优先发展航空飞机，掌握制空权。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大搞核威胁、核讹诈，天天喊要放原子弹。中国鉴于空军还不够强大，为了防备美国，不得不频繁调动部队，还要不断地深挖洞。
在征询钱学森的意见时，他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航空飞机固然要发展，但当务之急还是应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的重要性赶不上发展导弹。
将帅们大眼瞪小眼：“为什么呢？”
在美国就已是火箭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解释：“导弹有很高的马赫数，比声速还要快，导弹的马赫数可以到10，可以到20，是声速的10倍、20倍。超音速飞机最多也就是两倍。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打导弹，门都没有。”
一来二去，掌管空军、主张发展航空工业的刘亚楼和钱学森也就熟了，不时虚心地向这位从事喷气技术与火箭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请教。对这位啃过“洋面包”、掌管中国最精锐兵团的著名将领，钱学森感到解释起来不像别人听讲那么困难，而且对方与自己有许多共同语言，说服航空飞机使用单位的头头接受自己的意见，进而影响其他要人，也是件重要工作。
一天，钱学森针对刘亚楼最关心的话题，直截了当地相告：“就我们国家来说，搞导弹比搞飞机要容易。”
刘亚楼不明所以，钱学森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得靠经验积累。飞机的材料至关重要，要能经受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而导弹的材料却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要容易。”
由空军副政委改任航空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弼，此时正协助钱学森制订《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就刘亚楼不太理解的技术问题作了些辅助性的解释。刘亚楼听懂了，认为这是个惊人的理论。
后经群英会论证，在编制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充分吸收了钱学森的意见。
二战后期，随着高空高速轰炸机、侦察机等先进航空武器的出现，歼击机和高射炮已难以胜任防空作战的需要，于是孕育了更新型更尖端的防空武器——地空导弹。4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批地空导弹开始服役。苏联研制了“萨姆-1”、“萨姆-2”，美国部署了“波克马A”、“奈基1”，英国有了“警犬”和“雷鸟”；连一些久无战火的西方国家也装备了地空导弹。
中国不能落后，要一鼓作气迎头赶上！何况此时又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美蒋高空侦察机凭借其高空优势，已对新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要改变望“高”兴叹的现状，就不能没有导弹！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对外不公布），以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委员（按姓氏笔划）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航委的职责相当机密，负责领导中国导弹和航空事业的发展建设。航委委员大都是领兵打过仗的将帅，对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体会至深。
紧接着，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聂荣臻代表航委提交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果断作出了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确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也就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后，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这个对外严格保密的部级单位，代号零零三八部队。这天成了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历史性纪念日。
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苏联专家建议在外地选址，但沈阳、哈尔滨、南昌、株州、西安、四川，南南北北选了一圈，都觉得不合适，又返回北京，看中了紫竹院的空军四六六医院。刘亚楼大手一挥：“支持！”于是，医院搬迁，病房就成了新分来的156名大学生的宿舍。这些大学生，学化工学纺织学机械的都有，就是没有学火箭、导弹的。五院成立的仪式刚结束，会场就变成了课堂。钱学森从一年级开始“扫盲”，连讲七课，第一部分是人造卫星，第二部分是导弹概论。这样的学习班，连办了三期。
五院成立不到一年，就在研究和仿制苏式导弹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提议研制导弹与建设试验靶场同步进行，不能等导弹研制出来后还没有一个做试验的地方。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着手建设第一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靶场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酒泉附近）。
为了缩短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中国政府曾就建立和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同苏联政府举行谈判。1957年10月15日，围绕处理波兰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等问题，急于寻求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全力配合的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在导弹技术方面，苏联留有一手，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即苏联仿制的德国V-2导弹），以及相关的资料和设备。
作为苏联第一代产品的P-2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照钱学森的话说，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这些导弹，苏方还派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
1957年12月下旬，就在两枚P-2型地对地导弹及其器材设备由国际列车载运来华几天后，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从事导弹研究的人才不够，负责导弹计划的聂荣臻元帅便盯紧了空军，他知道刘亚楼手中有宝贝。
几年前，为了适应空军建设的长远需要，刘亚楼建议从部队挑选一批年轻优秀的军人，不惜血本送到苏联学习最新技术。中央军委同意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中又精挑细选出孙家栋等30名优中之优者。在送别他们时，刘亚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很幸运能被祖国挑中，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带着祖国重托留学，要为祖国而学，为空军而学，我期待你们早日学成回来，成为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和优秀的维修、管理、地勤人员。”这批学员就学的以苏联飞机设计大师茹科夫斯基命名的空军工程学院，不仅在苏联军界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上也大名鼎鼎。
1958年初，孙家栋等23名高材生学成回国。爱才如命的刘亚楼，暗自高兴，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这些金牌毕业生，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更有望了。”没想到，聂荣臻却盯上了他们，要把这些军校状元全部调走。
刘亚楼再怎么心疼，也要服从发展导弹的大局，但一面也“讨价还价”：“聂帅你要人，我不敢不给，但至少给我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他特别点了宝贝疙瘩孙家栋的名字。
聂荣臻答应了，但看到刘亚楼如此瞩目孙家栋，知道含金量，硬是把他挖走，弄到国防部五院搞导弹去了。后来，孙家栋成为“两弹一星”专家组的主要成员。
一切都是洋那头、海那边逼出来的
1958年夏，就在米格-15和F-86隔着那道既浅且窄的海峡，怒目虎视，硬碰硬生死搏杀之际，一场旨在加强中国防空力量的部署正在秘密开展。
金门炮战不出一个月，1958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全军第一所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各军兵种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王定烈少将匆匆走进刘亚楼办公室，当面受领组建导弹学校的紧急任务。
刘亚楼对导弹学校的要求是：“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尽快为建设新兵种‘下蛋’。”
10月6日，地处北京郊区清河的高级防校礼堂，四周戒备森严，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此举行成立典礼。原来，导弹学校开学不久，刘亚楼又紧锣密鼓地领导地空导弹部队的组建工作，怪不得忙得像转轴似的！新中国如此急切地建立地对空导弹部队，有着极为现实而紧迫的原因。
为保密起见，规定地空导弹兵器的代号为“543”，地空导弹部队因此称为543部队。
会后，刘亚楼把空军探照灯兵指挥部主任张伯华找到休息室，专门谈话：“543部队成立后，由国防部五院帮助改装，五院要求我们派一个总负责人去组织训练。空军党委决定，由你负责这件事比较合适。”
说走就走。第二天，几辆苏制嘎斯51卡车将张伯华和地空导弹一营官兵全部拉走。车往郊外开去，左拐右弯，拐到一个陌生去处停下。荷枪实弹的岗哨反复查看了带队人员和司机的证件后，才放车入内。此处正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驻地长辛店。
进口兵器尚未运到，一营便抓紧进行基础理论训练，17个专业，规定各人只学习自己分工的一部分技术，不得多问。保密干事宣布纪律：“我们的工作性质、驻地不得对任何人讲，北京籍的同志不得回家，街上碰到熟人要回避……”
后来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见到过去的战友熟人，问干嘛去了，那就随便编一个，第二次再见着，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内容不是相同便是前后矛盾，让人家感觉奇奇怪怪。有人被女朋友问起工作，吞吞吐吐，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因此分手的也大有人在。一位北京籍战士乘车从市区返回驻地，突然看见公共汽车的另一端站着母亲，赶紧蒙上大口罩，转身悄悄下车。没办法，一切为了保密。
一营组建不久，空军党委又从北空、南空抽调精锐人员，分别组建了二营、三营。这些人员来自雷达部队、飞行部队、高射炮部队、探照灯部队和防化学部队。没有解释，团级干部当营职，营职干部当连职，一律高职低配。
40年后，笔者走访大名鼎鼎的“空军战斗英雄”、当年的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了解了这颇为神秘的一幕。
岳振华原在高炮部队服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击落过敌机，当了5年的高射炮兵团（独立团）团长，正准备升任新成立的高炮师师长，突然一个命令下来，要他立即到北空报到。北空副司令员李际泰少将见面就说：“你现在有新的安排，到543部队当营长去。”当时全军正在批教条主义，岳振华想自己莫说师长，就连团长也当不成了，一下子降为营长，是不是犯了错误呀？李际泰说：“没这回事，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岳振华放心了，说：“我回去交待一下工作，顺便取行李。”李际泰却说：“你不用取行李，也不用交代工作，你走你的就完了，工作不交代了，行李有人给你拿去了，你就直接到长辛店报到。”
于是，岳振华那草绿色的军装便变成了瓦蓝色。在警戒森严的长辛店，一下子领了5个工作证。一是进大院的工作证、出门证，没有这两证，既进不去也出不来。一个证是专门进课堂用的，上课有个保密包，不能拿出去，每天要凭证到保密室办理。另外还有个专门给营长配发的进场证，凭证可以进地对地导弹的场地（一零五九基地）。
岳振华报到后，来不及喘口气，就跟大伙一块被编班学习。班上都是连以上干部，教员全是苏联专家，讲课须经翻译。当时，连导弹这个词他还觉得说起来有些拗口。一连学了3个多月理论，到改装时就是自己人来教了，除了三基地和导弹学校的教员，参加学习的多半是你教我我教你，自己教自己。如此过了两个多月，就宣布结束学习，组建部队去了。二营是1958年12月26日组建的，那天正好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
此后，一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官兵，在这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里，用自己惯于摆弄常规步枪和大炮的双手，来操作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空导弹系统。一堂堂深奥的兵器理论课，一次次艰涩的科技知识讲座，一项项复杂的战斗操作训练……官兵们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面对新的挑战，终于突破一道道难关，走进了神秘的导弹殿堂。
上述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调到地空导弹部队的干部战士，一律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政治审查，按刘亚楼的话说，“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审查了祖宗三代后才定下来的，是空军的宝贝。”后来的事实证明，严格的保密观念和过硬的政治素质，是这支部队作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与组建导弹学校、导弹部队同步，一切有关导弹的事业都在紧张而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面对天上照常来去自由的美蒋高空侦察机，中国的军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心声：“你们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
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为了加速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决定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时撤销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武器装备科学研究工作。聂荣臻元帅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陈赓大将、刘亚楼上将、张爱萍上将、万毅中将兼副主任。10月20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国防部决定停止使用从事导弹试验的二十兵团番号，以零零二九部队相称，同时成立导弹试验基地，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任基地司令员，空军第三军政委栗在山少将任基地政委。这些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将帅们，此时虽说功成名就，夙愿已偿，但新中国严酷的生存状况，依然需要他们统率千军万马，披坚执锐，攻占新的制高点。
11月23日晚，中苏边境的小城满洲里火车站，一列从苏联开来的国际专列悄然进站。三三两两的武装便衣在火车站四周来回走动，人人眼光警觉。国际专列与普通货车毫无二致，它没有靠近站台，而是混在车站无数的货车之间，这样也许是为了更便于保密。专列前后闷罐车厢里坐着押送货物的俄罗斯军人，中间一节一节长长的平板车上，褐色帆布紧箍着神秘货物，这就是苏联根据协议向中国出口的4套萨姆-2导弹（SAM-2）。其中两套装备空军部队，一套给五院进行仿制，一套给国防科委20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95人同时到达。
这种半固定全天候中程、高空防空导弹武器，披着银灰色外衣，体积不大，稍长，形似一架小飞机，其作战半径（或说射程）达30-48公里，高度22-32公里，飞行速度约为2．5-3．5马赫（即每秒飞行一公里左右）。这种依靠雷达制导的地对空导弹，专门为击落高空飞行器而设计，苏方称其击毁敌机的概率为单发70％，三发97％，但美台方面后来的评估却低得多。总的说来，当年苏联对中国尖端武器的初始工作虽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把最先进的东西给中国，往往是落后几代甚至是行将淘汰的产品。
这一夜，空军司令部灯火通明，刘亚楼和全面负责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的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是机密。
中国的防空力量在这一晚不动声色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萨姆-2运抵北京后，刘亚楼亲手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彭总说了，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1959年4月19日，地空导弹第一营首次实弹打靶，在共和国领空第一次成功发射了地空导弹，命中目标。
6月12日，由罗荣桓、叶剑英元帅率领，总参谋长黄克诚、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人，一同参观了海军发射中国第一枚岸舰导弹现场会。这一天宣告，中国继空军导弹部队后，有了自己的岸舰导弹部队，彻底结束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罗荣桓寄语肖劲光、刘亚楼：“今后就应该这样，空军让蓝天不再有阴影，海军让万里海疆风平浪静。”
9月，重载卡车载着一批特殊的军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大西北戈壁滩。驻扎后，孤零零的营房周围马上安装上两米多高的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士兵像群雕一样挺立在营区四周，警惕注意着一切风吹草动。
中国空军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奉命开赴设在大西北的导弹综合试验靶场，进行实弹演习，目标是杜-4飞机上放投的拉-17靶机。
实射结果，一、三营命中目标，惟独二营没打下靶机，导弹发射后竟朝目标相反的方向飞行了40公里，把戈壁滩炸开一个大坑，“地对空”变成了“地对地”。检查结果，不是指挥和操作问题，而是苏联在生产时把弹体内两根导线接反了。在场的苏联专家承认责任在苏联工厂，还不忘骂一句：“混蛋，这是哪个姑娘急着去约会，干下这样粗心的事情！”
这次实弹射击不久，导弹部队便进入实战状态，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充分训练。
形势严峻，时不我待。进入1959年，美联社华盛顿的元旦电称：“美国1959年的远东政策的侧重点将有一个大转变，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经济以及军事压力。……这里的官员们预料，在1959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威胁不会停止”，为此，华府要采取“更有力的反共控制措施”。是年头3个月，取代U-2侦察的美制蒋军RB-57D高空侦察机，对大陆13个省市高空实施侦察10架次，解放军空军起飞米格—19农夫式超音速歼击机109批202架次，其中106架次发现了敌机，但都因高度不够而望“敌”兴叹。
一切都是大西洋那头和海峡那边逼出来的。
共和国十周年国庆在即。还在9月24日，美联社东京电称：“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盛大游行将成为北平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首的共产党世界领袖将在天安门上检阅游行队伍。”
每逢国庆，台湾方面都要派遣飞机到大陆偷袭、侦察拍照或散发传单。国庆十周年，数十万群众游行，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莅临天安门，这是一个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联想到6月间RB—57D曾两次窜入京津地区上空，假如它在庆祝大典时再来北京侦察骚扰，不说军事行动，即使只撒些传单下来，也足以使十周年庆典大为扫兴。
中南海严令空军要增强防空力量，必须保证国庆节当天首都上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对刘亚楼说：“我们在北京搞十年大庆，蒋介石在台湾决不会睡大觉，就是睡也睡不着，我看他一定会来骚扰，你们打不下敌机，我也睡不好觉。”
刘亚楼不能不焦虑。每次看到敌机在头顶上耍杂技，浑身的血就像要开锅。他不容许这份耻辱没完没了地纠缠心头。他亲自对部队作了一番周密部署，将一批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秘密调遣入京，特别将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3个地空导弹营投入防空作战。同时增加两个导弹营，一是把国防科委直属导弹试验营编为第四营，一是借用国防研究五院准备用于仿制的那套兵器，再从前3个营中抽调部分人员临时组成第五营，参加国庆战备值班。这样，543部队成军后接收的5套发射台都用上了。
9月上旬，正是阴雨绵绵之际，5个营的导弹部队全部进入突击修建的阵地，在北京四郊摆成梅花“陷阱”。根据刘亚楼的命令建立了地空导弹群指挥所，张伯华受命担任群指挥员。
9月21日，地空导弹部队正式担任作战值班。一枚枚地空导弹直指苍穹，在宁静中枕戈待旦，盘马弯弓，警惕地守卫着首都领空，就等着U-2和RB-57D来犯！
导弹打飞机，首开世界纪录
1959年10月7日，一个永载世界防空史的日子。
这天上午，一架RB-57D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以每小时七八百公里的速度，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解放军歼击机照常奉命拦截。狂妄的敌机飞行员并没放在心上，像只偷油偷大了胆的耗子，凭其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摆脱拦截，熟门熟路地沿津浦路上空直线北窜，毫无顾忌地往北京通县上空闯来。
对一路跟踪的米格-19歼击机突然自动脱离目标，敌机飞行员也没在意，继续飞行，殊不知自己已被地空导弹部队锁定目标，米格-19自动脱离是为了避免误伤。敌机转了个弯后，以1．9万米的高度飞向已在前方恭候他的导弹“陷阱”。
早已和空军首席顾问比比可夫中将进入指挥所的刘亚楼，命令群指挥员张伯华指挥部队务必击落敌机。
导弹二营阵地上，3枚导弹发射架缓缓举起，昂首随着制导雷达旋转，追踪着天空中肉眼看不到的敌机。
12时4分，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下达射击决心：“三点法，导弹三发，间隔六秒，28公里消灭目标！”
霎那间，从阵地上“轰轰轰”地飞起3支火箭，橘黄色的小火龙“嗖嗖嗖”地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以90度的仰角神速地向深邃的蓝天刺去，第一发就命中目标，第二发加上去，第三发再加上去，两万米的高空迸开一朵朵小小的烟云，火光起处，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敌机凌空爆炸，残骸迅速下沉。美国精心培养的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跳伞后，因降落伞绳被弹片削断而摔死。
自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研制地空导弹至此已有18年，美苏等国早就拥有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但只在靶场上射击。解放军空军成军不到一年、装备武器不过4个月的导弹部队，靠着美台方面的“协作”，轻而易举获得世界级的殊荣：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
喜讯传开，全国一片欢腾。飞机残骸落入通县东南18公里的安平镇河西务村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距离北京仅七八十公里。一时间，北京市区至通县的公路上车水马龙，观看敌机残骸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击落飞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亲临通县，查看敌机残骸，并看望二营全体指战员；
第三天，也就是10月9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敌机残骸现场。贺龙由衷地赞扬：“543部队组建不过10个月，改装训练才4个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第一次就打了个漂亮仗，了不起，了不起!”
苏联对中国空军在世界上首次使用苏制地空导弹打下飞得又高又快的侦察机深感震惊。以U-2型飞机打头阵，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常在苏联上空溜达，让苏联人窝了一肚子火。为了阻止美国高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苏联军方采取了很多改进措施，但当时最出色的后掠翼、超音速战机米格-19SV 仍因高度原因无法实施有效拦截，于是转而致力发展导弹。虽在1958年研制成萨姆-2型导弹，但由于导弹本身的缺陷，以及战术问题，一年多下来未获战果。哪能想到，这种导弹运往中国后，原先担心玩不转新式武器装备的中国空军，很快就弄出了大名堂。得到中方的战况通报后，苏方马上派出一个专家组飞到中国。在10月9日这天参观了飞机的残骸，了解了二营的战斗经过和使用武器的情况，连称中国空军是好样的。
第四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也来到二营阵地视察……
共和国十大元帅有6位元帅和多位大将、上将到二营视察，连苏联老大哥也叹为奇迹，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这是地空导弹部队的荣誉，也是解放军的荣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地空导弹武器，而且建设了一支能运用这种先进武器的精兵，标志着中国防空力量迈入了导弹时代，实现了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的历史性跨越。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长期使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以什么兵器、何种手段击落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莫衷一是，中国方面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除了苏联，谁也没想到中国空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地空导弹技术，更没想到居然用地空导弹打下了高空侦察机。
彼时，台湾飞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有一个大队，12人，一人一机。RB-57D于1955年出厂，1957年美国给了台湾两架，编制为第5联队6大队4中队，驻桃园机场。该机先后窜犯大陆内地15次，被击毁时才飞行了836个小时。RB-57D的去而不返，导致美、台方面再次对这种飞机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他们还以为解放军空军换装了新型歼击机，且性能已超过RB-57D，再使用这种飞机已没有价值，于是决定该型机退出现役。
1959年10月7日，这天在中国北京上空发生的事情，多年后仍似雾一样飘渺、谜一般神秘，让世界的眼睛无法捕捉到真相。这是冷战时期的一桩重要军事事件，是世界空战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美国“龙女”从苏联抽身，变为台湾“黑猫小姐”
RB-57D折戟神州后，美国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再也无法像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中国领空难得地回到了风平浪静之境。
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国正从事导弹、原子弹的研制，原材料生产工厂、科研部门、试验基地大都在西北广袤地区，而且研制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这项“监控”必须继续，最佳选择就是重新使用U-2高空间谍飞机进行“穿幕”。
现在就得全面说说U-2诞生的背景及其“能耐”了。
二战后，东西方之间不声不响地开始对抗，美苏关系急剧冷却。苏联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同时保密制度极为严格，令美国深为恐慌，遂把收集苏联重点国防建设方面的情报作为首要任务。1953年，苏联铁腕人物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执掌大权后，持续多年的东西方冷战出现转机。1955年美苏在日内瓦举行高峰会议，美国提出“开放天空”倡议案（即允许侦察飞机穿越对方领空，核查武器、军力，以减缓和停止军备竞赛）。遭苏联拒绝后，美国决定单方面“穿幕“侦察。第一个步骤，便是委托大名鼎鼎的洛克希德公司马上启动制造间谍飞机的研制。
这项绝密工作，其实早已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
高空战略侦察理念的始作俑者，是美军第67空中侦察联队的退役指挥官莱格。他受雇于科达胶片公司后，屡加动议，认为由当时飞得最高的轰炸机改装成高空侦察机，能够渗透进苏联境内近1300公里，可以拍摄到这个社会主义大国85%的目标。
朝鲜战争甫一结束，美国战略航空司令部马上开始设想制造以喷气发动机为动力，兼具航程远、巡航高度大、载重较多、能携带大量侦察设备的高空光学摄影侦察机，以适用于深入他国（主要是苏联）领空猎取情报。他们认为，巡航高度大能令机上光学照相机覆盖更大的地表面积，更重要的是能躲开敌人导弹、战斗机的拦截。
根据美国战略空军的意图，洛克希德公司启用它的王牌工程师，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凯利·约翰逊（一译凯里·强森），以及专门负责机密项目的“臭鼬工厂”（一译鼬鼠工场），开始高空侦察机的研制。
1954年12月9日，中情局与洛克希德公司正式签订了研制20架新型侦察机的合同。拿到渴望已久的定单后，洛克希德公司马上组织技术精英，很快就在半年后制造出了这种专用的远程高空侦察机。这个秘密计划的主导权虽在中情局手中，但美国空军还是提供了巨大支持，提出订货，并正式给飞机命名U-2。
U-2全名为Utility，之所以用“U”作为飞机代号的前缀，是表示此为多用途的实用飞机，是公用事业设备。U-2飞机表面呈黑色，机身长15.1米，尾高5.2米，翼展24.4米，重约7吨，装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时速约800公里，座舱仅容一人，无武器设备。整个机尾只靠三个螺丝钉附于机身，飞机瘦长的侧影，使它看起来像是滑翔机。而它的滑翔和滞空性能也确实惊人，曾有一架U-2在密西西比河上空发生故障，结果靠着断断续续的发动机推力，硬是滑翔到新墨西哥州安全落地。此外，此机还可以整个解体，装在运输机或货车内，运到飞机场。该机最精彩的部分要算它的鼻子，它安装有不同种类的侦察设备，可拆下换上，每次出门只需按任务所需换装适当的鼻子即可，快捷得如同给照相机换镜头。
1955年8月4日，U-2原型机首航成功，而且在试飞过程中曾飞到22707米高空，打破了英国人保持的纪录。9月起，中情局开始严格训练U-2飞行员，他们全由空军飞行员停职转任。
1956年1月，洛克希德公司将首批3架U-2交付中情局。美国第一个U-2中队正式成军，对外称“第一临时气象观测中队”。由于当时U-2还未公开，美英传媒对其执行何等任务做了许多猜测，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4月下旬，美国为掩人耳目，以全国航空咨询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谎称其任务是“用于研究湍流及气象方面的情报”。此后，中情局给洛克希德公司的订单不断增加，从1955年到1960年，从A型到H型的U-2飞机，共生产了55架。其研制经费由中情局从秘密预备资金中拨出，共计5400万美元。
6月，已有10架U-2飞机装备这个中队，训练飞行亦告完成。在分任国务卿及中情局局长的杜勒斯兄弟极力主张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U-2开始对苏联及其周边东欧国家实施穿越“铁幕”行动。
6月19日，U-2第一次进行真格的侦察飞行。但因当天苏联西部地区天气恶劣，故而未敢贸然侵入苏联领空，只对其周边的东德、波兰进行了空中侦察。
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苏联白俄罗斯、列宁格勒、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等重要目标上空，先后出现了一个行动诡秘的黑漆漆飞行器。次日，苏联首都莫斯科等地上空，此物再行光顾，然后往西德柏林方向遁去。U-2连着两天对苏联的“穿幕”之旅，所获颇丰。出一次任务拍回的照片可以堆满一间房子，展示了苏联在其航迹沿线部署的严密的军事防卫系统和一系列重要军事工业基地，让中情局如获至宝。对这个通体漆黑、机身修长的新型飞机，美国人以“黑天使”（Black Angel）、“龙女”（Dragon Lady）等相称。
作为间谍飞机，该机有两个绝技：
一是飞得远——最大航程7000公里，飞得长——续航时间9小时，当然最绝的是飞得高——最高可达2．28万米。飞到这一高度，当时世界装备的任何一种歼击机和高射炮都奈何不了它，甚至超过了一般地空导弹的射程。中情局为此报告白宫：“U-2型飞机可以在任何时间，前往世界上任何地点去完成侦察，而不必担心被击落。”
二是谍报本领强。它由一人驾驶，不仅可进行照相侦察，还可进行电子侦察。它装有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大大小小数种照相机（以B型航空摄影机为例，其超高性能透镜由制造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莱卡公司研磨，解像能力1毫米左右），配有非常规的镜头和容量惊人的胶片盒（侦察摄影胶片以柯达公司开发的超薄聚酯树脂为基础，解像度高），每卷软片各长2000米，以其平均飞行速度和续航时间计算，每起飞一个架次可侦察9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能把宽250公里、长4000多公里范围内的地面景物，拍下并冲印成4000张18英寸见方的照片（据称，该机只要在美国飞12次，就能把全美情况拍个遍）。而且照相清晰：在两万米高空拍照，可判读的横向范围达150公里；在1．8万米以下，地面人员的活动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在9000米以下，地面上报纸的照片和标题可以放大看到。
U-2的两次入侵侦察，都被苏联的雷达准确捕捉到，却恼于打不着。7月10日，苏联就美空军侵入苏联领空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附上了U-2侦察机入侵的详细路线图。面对苏联人无法准确的描述，美国公然狡辩：“无论什么样的军用飞机都不能作那样的飞行。”还反咬一口，称苏联的指责是蓄意捏造。
苏联人拿这个在两万米高空侦察的飞行器毫无办法，只能望“天”兴叹。好面子的克里姆林宫苦于物证，为了维护国际声誉，不想让世界知道他们技不如人、其防空武器和战斗机无法对付 U-2的事实，于是哑巴吃黄连，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领空之事暂时守口如瓶。
莫斯科的沉默一直延续了4年。美国利用这个时机，派出U-2来回穿梭，通过侦察飞行拍摄到了成千上万张有关苏联以及古巴等国的军事设施照片。这期间，印度尼西亚向苏联靠拢、古巴卡斯特罗掌权、苏伊士运河危机，甚至连黎巴嫩冲突，都有U-2的侦察活动。据后来解密的材料披露，美国当时掌握的军事情报，90%“归功”于U-2的“穿幕”。冷战时代，U-2提供的情报，经常是美国重大决策的依据。
因为谍报本领出众，U-2备受美国人的青睐，其绰号之多，恐怕也堪称世界飞机之最。“黑色间谍小姐”、“龙女”、“天使”、“天之骄女”、“神秘女郎”、“黑色女谍报员”、“蛟龙夫人”，不一而足。
苏联人哪能咽下这口恶气，他们把U-2视为心腹大患，厉兵秣马，不动声色地抓紧时间研制其克星。却不料，1958年研制出的萨姆-2导弹一年多未获战果，反被防空系统几乎全部承袭自苏联的中国空军“小弟弟”捷足先登，在1959年10月7日击毁了略逊于U-2的RB-57D高空侦察机。
苏联军方在震惊之余，也感到了耻辱，发誓要击落U-2，为此双管齐下，求助于神通广大、无所不在的KGB（克格勃）系统。
1960年4月底，美国U-2飞行员鲍尔斯奉命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空军基地出发，穿越苏联中亚、欧洲地区，侦察SS－6洲际导弹的部署情况。据说，一位叫彼得的“克格勃”特务（当时的身份是白沙瓦空军基地的勤杂工）已探听到了这次绝密飞行任务，并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截磁性钢丝插进U-2的高度仪。受磁性钢丝的干扰，U-2高度仪的指针虽然已经指到两万米，可实际高度却只有15000来米。
5月1日零时，鲍尔斯驾驶U-2飞机进入苏联领空。3个多小时横跨苏联疆界2000多公里后，夜空中突然钻出苏制米格-19和苏-9战斗机。鲍尔斯仗着高度优势，若无其事地嚼着口香糖，忽然发现两团橘黄色的火光飞来，U-2尾部受到重重撞击，随之就是震天动地的爆炸声。U-2机身剧烈晃动，一头向地面栽下，鲍尔斯急忙跳伞。据称，在这次战斗中，苏联导弹部队把一架米格-19误认为U-2，把自己人驾驶的飞机击得稀巴烂。
5月1日这天，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维埃最高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半小时的发言，严厉抨击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野心勃勃的挑衅行为”。
鲍尔斯到底是被苏联的歼击机还是导弹打下来的，至今仍众说纷纭。一件不争的事实是，U-2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使得毫无准备的美国慌了手脚。他们原以为U-2不会被击落，即使出现意外，根据机上的自毁装置，也不会有把柄落在苏联人手里，所以极力否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出面宣称，这是架用来搜集气象资料的民用飞机，因导航系统故障而误入苏联国境。不明就里的美国民众，还为美国“无辜”民用飞机被苏联击落而举行抗议。正等着美国在世界面前再撒谎的苏联人暗自乐翻了天，在美国充分表演够后，乃于5月7日这天，公开展示已然拼好残片的U-2飞机，并公审生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人赃俱在，让美国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在世界舆论面前出丑汗颜，不得不亲自承认这些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U-2飞行员的被俘使苏联掀起了巨大的反美舆论攻势，举世关注，因提供白沙瓦机场而卷入纠纷的巴基斯坦，也不再允许U-2使用其机场。世界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坠落会引起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这起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原定5月中旬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大强国首脑高峰会议流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也被迫取消。紧接着，东西方冷战再起，以至引发古巴导弹危机，人类几乎走到万劫不复的核战争边缘。
美国飞行员驾驶U-2，对中国首次“穿幕”始于1958年3月。时值中国空军入闽、金门炮战前后，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情况，首飞不到两年的U-2由此对福建和沿海岛屿做了多个航次的侦察。
与苏联政府再三缄默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当局觉得再由美国飞行员明目张胆驾驶该机侦察中国大陆，在世界舆论面前会造成被动，何况这种远程侦察非常危险，美国飞行员都不愿冒险，而培养一名优秀的高空侦察机飞行员非常不易，万一失事也势必影响美国朝野情绪。
在两难中，根本没打算把U-2束之高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看中了台湾。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深入红色大陆，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入侵问题，而且还不殃及美国飞行员的生命。
因为在此之前，台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就有过合作。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利用其设在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地的电子监听网络，接收并分析大陆的广播、电信、雷达讯号，并向台湾提供包括P-2V在内的高性能侦察机，在大陆沿海侦察。其飞行任务是截收解放军指挥机关发给空军、地面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及利用假“入侵”信号，诱发大陆战备雷达开机，从而掌握解放军的海防、空防部署。这些入侵虽然让台湾空军损失惨重，但毕竟满足了美台双方的需要。
1958年冬，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美国中情局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克莱恩与台湾当局协商“合作”计划。“国防部长”俞大维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台湾空军帮美国人飞U-2侦察大陆，但“国防会议秘书长”蒋经国认为，获得大陆更多的情报有助于“反攻复国”，于是和克莱恩一拍即合。
禀报蒋介石批准同意后，美台双方又经几番密谋，达成了这项绝密交易。
美方对关于U-2的条款执行得非常严苛。如涉及“持证出入” U-2飞机停放、作业区一事，据说台湾方面有资格持证者不足10人。台湾空军只有总司令、情报署长、副署长3人有证，连实权在握的“太子”蒋经国也须持证出入，惟一的例外是“总统”蒋介石。
6名铁心效忠“党国”、“表现好”、英语水平较高，并通过美方严格的生理心理等检测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军官（军衔上尉至少校），作为第一批受训人员，由空军中校杨世驹领队，于1959年初抵达美国德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洛夫林空军基地，秘密接受特别训练。从1959年到1971年间，国民党空军精选出30名飞行员，前后分8批赴美受训驾驶U-2，其中27人完训，3人淘汰。
由于U-2在两万米高空飞行，那里空气稀薄温度很低，飞行员也必须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因此他们全身一律穿橙色高空代偿服（等同于后来的宇航服），戴可以和代偿服连接密封的飞行头盔，以保证呼吸的顺畅和体温的正常。U-2座舱特别之处是，作为一种大型而不强调机动性的飞机，飞行员必须使用方向盘来操纵飞行。
U-2飞机极难驾驶。为了适应长距离、高空飞行的技术要求，U-2飞机在设计和制造上非同寻常的还有，从减轻重量计，飞机的起落架像自行车一样，只有前后两个轮胎。这就要求起降时飞行员要像操纵自行车一样，稍有不慎，细长的机翼便会碰撞地面。起飞倒还好办些，可以用两条弹簧棒支住机翼，飞行员也有人扶持，降落则必须万分小心，待飞机减速后，再将一边的机翼慢慢触地滑行。此外，在空气稀薄的两万米高空飞行，飞机的发动机极易熄火。一旦出现这种意外，只有降低高度重新点燃引擎。偏偏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动作，因为对手的飞机常常就在下层空域追踪飞行，等待时机予以拦截猎杀。而U-2飞机设计时把能减轻的重量全省掉，连自卫武器也没有。更叫人揪心的是，飞机的重新启动并非一蹴而就，一旦不成功，就须迫降，途中受对手飞机追歼和撞山坠毁事故就十有八九会发生。
首批参训的国民党空军少校华锡钧，就曾遭遇险情。
1959年初夏，华锡钧在美国飞夜航时，练习根据星星定位。飞了两个多小时，返程中发动机突然熄火，机上仅有电瓶储存的电。他立即关掉包括自动驾驶等非紧急用电的装备，操纵飞机滑翔。飞机飘降进厚厚的云层，他按紧急处置程序反复启动引擎都不成功，此时高度已降至6000米，正飞在高达4000米的落基山脉上空，随时都可能撞山。跳伞吗？可又不知离地面多高，降落伞是否来得及张开？即使成功着地，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生还的机会也很渺茫。用无线电向附近空军基地呼救，又毫无回音。眼看飞机已不由自主地慢慢降至山谷，几乎是顺着山谷走向在飞，而两侧都是触目惊心、高耸入云的山峰，华锡钧吓得大汗淋漓，连连祷告上帝保佑。
突然，山峰的左前方有亮光闪烁，华锡钧虽无法判定是不是机场地面的灯光，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幸运的是，这个连飞行图上都没标出的小镇，确有个方圆160公里内惟一的机场。华锡钧尽可能地保持最佳飘降速度，终于对准了跑道，捡回了一条命。
这年底，完成高空侦测飞行训练的国民党5名U-2飞行员（杨世驹、陈怀、王太佑、郗耀华、华锡钧）回到台湾。美国中情局以600万美元一架价格向台湾提供的两架U-2飞机，也接踵运抵台岛北端的桃园机场。
美国巨型运输机把两架盖着蒙布的全黑U-2和美方相关人员运到后，台湾空军第35中队正式成军，对外称“空军气象侦察组”。飞机和器材装备停放在桃园基地南端一座在二战期间留下来的独立的木制机棚内，棚厂、队部和俱乐部均为禁区，四周警戒森严，非35中队人员不得接近。该中队名义上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后升格为直属台湾空军总部），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因其队徽设计为黑猫图案，所以被称为“黑猫中队”。神秘的U-2飞机，台方青睐地称之为“黑猫小姐”。
在这个中美混合编组的秘密队伍里，美方多数人员系飞机制造方洛克希德公司的职员，十来位负责协调维修、救生、照相判读等工作的美方军职人员，一概的不暴露真实身分。而台湾方面，在中队长和执行官（平常行动由这两人出面，也只有他们知道任务牵扯到美国中情局）以下，包括飞行员、值勤官、气象官等人。此外，基地还经常留驻有一两位美方飞行员，负责U-2训练飞行，并提供建议，一些特种任务也由他们亲自出马上阵。
据U-2首批飞行员、后来定居美国的华锡钧透露：“在很长时间里，这个中队是台湾最高军事机密，知道其真正使命的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外，不过寥寥数人。”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他重申前任艾森豪威尔的“保证”，即美国不再派人驾机深入苏联领空侦察。这项保证很技巧地将卫星侦测排除在外，也没有指明美国不派飞机侦测其他国家。在肯尼迪继续推行的为美国全球战略计划服务的计划里，中国大陆已是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空中重点侦测目标。鉴于RB-57D高空侦察机已被中国击毁，美国欲再在大陆“穿幕”，也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动用宝贝U-2。
国民党空军U-2飞行员在为期几个月的熟悉本场和飞行复训期间，于3月19日晚发生一起机毁人亡事故，在“黑猫中队”那令人凄凄的日历上记下了第一个减员名单：郗耀华。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事故对飞行员打击很大，也使得“黑猫”对大陆的侦察任务后推了两个多月。
这年4月，“黑猫中队”开始名为“打开天窗”的侦察大陆之行，任务由美国中情局直接下达，连侦察目标、航线和飞行高度都事先指定好了。飞机回台后一着陆，美国人直接将情报取走。当然，国民党方面也可以分享侦察得来的部分情报。国民党空军的U-2飞行员每人一月大约出一次任务。每次飞行拍回的照片，情报人员要判读一两个星期。U-2历经8个月的沿海打转，侦测到大陆一些重要工业设施、军事部署等情报后，开始执行全程监控中国核弹和远程导弹武器发展过程的密令。
196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猫中队”少校飞行官陈怀奉命首航西北。
陈怀在甘肃双城子一带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搜索，就在油料接近返航所需的极限时，发现并拍摄到了沙漠深处的导弹发射架。他在完成首次大陆间谍之旅返回台湾时，蒋经国亲临桃园机场相迎，相赠一块Universal（宇宙、全世界之意）特制手表，表面上有一个大U字。
在上年圣诞节，蒋介石宣称：1962年是中华民国反攻成败的“决定年”。 U-2的首航成功，为蒋介石无望的呐喊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而U-2带回的情报，让美国中情局认定中国正处在大力研制战略武器的关键时期，于是要求连续对大西北进行监视，希望它能在中国大陆上空打开一扇“天窗”，藉此帮助美方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中国的核心军事机密，进而制定美国全球战略。
美国第七舰队驶往台湾海峡两天后，肯尼迪忽然出面表态，称不在台湾海峡动武。海上波浪渐息，但中国大陆的天空，自1959年10月7日击毁RB-57D而难得地清静了两个来年头后，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又粉墨登场。
中国空军通过雷达追踪，很快就知道U-2侦测飞行任务是怎么回事，但歼击机和高射炮就是打不着它，只有“仰望”的份。U-2在半年多时间里，除新疆、西藏外，航迹几乎遍及全国。
出人意料的“导弹游击战”，斗智斗勇歼“黑猫”
1961年至1962年间，正是国际大气候最不利于中国大陆之际。“黑猫中队”活动频繁，蒋介石派遣的“反攻救国突击队”在大陆沿海也常相骚扰，天上地面遥相呼应。
反高空侦察斗争来回打了几个回合，连“黑猫小姐”的毛都没拔一根下来。在外疗养、回京后又马不停蹄参加中央和军委大会小会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亲自到空军指挥所坐镇。
一份呈报总参谋部的报告草稿送到刘亚楼眼前，他一挥大笔，改为：
台湾蒋军使用U-2飞机入窜大陆，进行高空侦察照相，获取我重要国防机密，其意义有三：一、曾经停止了一年半之久的内陆纵深侦察已经重新恢复；二、此次U-2由马祖入陆，飞越我闽浙皖豫陕甘宁七省，在银川、兰州、包头、西安诸地照相后经郑州、福州返台。沿线我机多批拦截，均不获成功。我某部飞行员竭尽全力使飞机升到实用极限，发现U-2还高出5000米以上，无法施行攻击，敌U-2飞机在内陆深远腹地逍遥自在地游历了一圈，安然返台，显示了U-2的极大优越性；三，从U-2飞行达到的终极侦察地区看出，美蒋对我西北原子工业重地及重大设施极度重视。
如何打滑得像泥鳅一样的U-2呢？对这个新对手，空军上下掌握的情况和资料不多，对其结构、性能、飞行特点还知之甚少。当时，空军的防空装备，主要有雷达、探照灯、高射炮、歼击机，地空导弹。在一个由刘亚楼和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组织的研讨会上，一位参谋不经意地说：“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
刘亚楼认为这话有点意思，说明这位年轻参谋肯用脑子。不过，他也指出：“这话未免过分、绝对了些，1959年4月间，我们三个导弹营从北京转到宁夏沙漠打靶，不是挪动了吗？”
在解放军的防空兵器中，当时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能对付U-2。而能掌握此种尖端武器的，只有区区几个导弹营。543部队在北京“守株待兔”几次未着后，刘亚楼识破了对手的花招。他从那位年轻参谋的话中得到启发，打破常规，提议选择新的作战地点，让一个营挪动挪动，在U-2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他别出心裁地称之为“导弹游击战术”。
有人不同意，理由是543部队本来就只有少而又少的3个作战营（国防科委那个营不算），调离了一个营，首都的布防怎么办？
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首都的天空布防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空军的当家人，刘亚楼恼火的还有：苏联翻脸后，不仅撤走了全部地空导弹专家，而且停止向中国供应任何兵器和零部件，几乎把543部队推上绝境，原来进口的50多发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弄得部队训练只能摆摆空架子，连实弹打靶都不敢搞，而要防守的却是整个国土！
但就是这般捉襟见肘，刘亚楼还是不改他的部署决心，他说：“王英钦被击落后，敌机不会再光顾北京的。你在北京守株待兔，可兔子学乖了，他不再往你那个网钻，只有把部队拉出去机动设伏，才能捕捉战机。树挪死人挪活，导弹部队也得挪，才能形成战斗力。不要怕影响，敌人来了，打不下来才是最坏的影响。”
刘亚楼力陈己见后，得到成钧和大多数与会将领们的赞同。
担任北京防空作战任务的543部队，虽然由空军指挥，但不经过军委的批准，是不能动的。事关重大，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空军这个新颖而大胆的战术。
拉哪个营出去？突破口选哪里？
为将者组织战役，都要选择突破口，选好能打开突破口的部队，往往也就胜券在握了。
几个导弹营里，一营本是最被看好的，一来组建时间最早，阵容最强，二来又是老毛子手把手教的。按理该派一营打头阵，但刘亚楼却有自己的思维：导弹游击战打U-2第一仗，如果打败了，无法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交代。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令旗下给了通县一战扬名、有实战经验的导弹二营，随后派负责国土防空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打前站选择“突破口”。
成钧坐飞机走了一圈，本拟选定南昌附近的机场，但因时下南昌发大水，担心部队无法进驻，乃改选长沙附近的大托铺空军机场。
对地空导弹的使用，世界各国固有经验，都仅限于要地防御和集团部署，至于指挥地空导弹部队机动设伏，不仅没有实例和经验，而且在组织铁路运输、摩托行军、选择配置阵地、战斗准备、生活保障诸方面，都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虽是一个导弹二营的挪动，上上下下却为搬家发了愁。萨姆是固定或半固定式的，庞大复杂且笨重的设备不适合机动行动：一具导弹发射架净重11吨，上车下车，吊起放下，何其不易。而一个导弹发射连有6具这样的导弹发射架，而且还有用途各异的天线收发车、指令车、显示车、坐标车、发射控制车、配电车、电源车、牵引车、天线拖车……这些粗大笨重的家伙偏偏都是精密电器，是全营的眼睛、耳朵和心脏，宝贝得娇气十足，一怕震动颠簸，二怕风吹雨打，长途运行难亦哉！那数以万计的电子管等元器件，任何一个出了毛病或者参数不正常，都会导致全营不能作战乃至造成战斗失利。一个导弹营车运行军，要有两个火车专列、约65节车皮来保证，幸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全力支持，幸有刘亚楼雷厉风行又心细如发的大将之才，对部队实行导弹游击战可能遇到的困难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对这次车运行军的安全和保密工作特别重视。因此，这支机动性能差的部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机动”起来：全营近百辆特种用途的大汽车，以及导弹、导弹发射架、雷达制导天线，和一应武器、装备、油料、生活用品、人员等等，顺利地装进了两列火车。
1962年6月27日暮色苍茫时分，在1959年通县之战中已由少校晋升为中校的岳振华，率地空导弹二营300多号人马，悄然离开北京南苑机场。导弹二营此行将向何方，只有刘亚楼成钧及岳振华等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而543部队有没有拉出京城设伏，则连空军副司令员一级的高级将领都无从知道。
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前来送行，并传达刘亚楼的意见：要求二营在铁路运输中切切注意安全，兵器固定要牢靠，做到万无一失，开个好头。
两天后，二营埋伏在长沙大托铺机场。
指战员们住的单帐篷就搭在跑道旁边，南方蚊子多，天气又闷热，光穿个裤头都受不住。此时正值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部队出发时带的粮食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一天天过去了，狡猾的“黑猫”竟连续一个多月不见踪影，没给导弹二营造就任何战机！
刘亚楼根据汇总上来的情报分析敌情，发现自1962年1月以来半年多时间里，U-2对大陆腹地的11次侦察飞行中，有8次经过南昌。他从敌机入窜的线路和次数、时机、条件和国际国内的大小气候作了番梳理筛涮，断定有飞机制造工厂落户的南昌是对手的一个检查点。经和空军负责国土防空的副司令员成钧秘密研究，决定在南昌布下罗网，埋伏待机。
二营接到移防命令的前一天，刚接收湖南省军区送来的给养：一车子带鱼和一车子鸡蛋。带鱼当然就没法随身带走了，鸡蛋三伏天放久了也不行，全营当天干脆不做别的饭，就吃鸡蛋。岳振华想到在长沙待了一个多月，指战员大都没洗过脚，万一脚烂了怎么办？于是下令大伙洗好脚再走。
8月27日，在夜幕掩护下，导弹二营由湖南长沙大托铺转至江西南昌向塘隐蔽设伏。为了高度保密，他们在行军时连番号、服装、汽车牌号都改称为“地质勘探队”。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也专程到了向塘布防。他和岳振华打破苏联萨姆导弹战斗教令的规定，没有将阵地选在平坦的地方，而是大胆选在丘陵间的一片松树林中，面积减小了一半。他们把一连阵地放在两山之间的凹部，二连阵地放在东西两面的山坡上，让满山青翠的松树林做了导弹阵地的迷彩衣，加上人工伪装，打破了阵地部署“梅花路”的旧格局，创造了打游击配置阵地的新形式。
刘亚楼在北京接到阵地配置报告后，很满意，笑说这是“一锤子买卖”。
一个星期过去了，天外来客还是不见踪影。二营指战员们急得直上火，对“一锤子买卖”又有看法了。坐镇北京的刘亚楼此时虽忙于筹备召开空军党代会，一半的心却在543部队这边。他和成钧首先肯定南昌是U-2进入大陆侦察的一个检查点，二营阵地设在南昌近郊没错，一番密计后，他们决定变“守株待兔”为引“猫”出洞，或曰引“猫”上钩。
于是，兵不厌诈，一道极机密的电令从空军最高指挥部发了出去。
9月7日，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起，呼啦啦一路招摇地移防南昌向塘军用机场。
刘亚楼和他的作战班子摆的迷魂阵，是抛给台湾海峡那边的诱饵。此时，东南沿海不断遭到台湾武装登陆人员的袭击，东南前线的航空兵有调动，“黑猫”有足够的理由出来看看。
解放军大张旗鼓的“佯动”转场，被东南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雷达掌握得一清二楚。“猫”闻到了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坐不住了：“大陆共军要干什么？”
因为南昌是重要军事基地，又有个飞机制造厂，而且正在台湾到西北的路上，所以成了U-2的侦察要点。几次侦察飞行没发生意外，不免“备周意怠，见惯不疑”，几乎每次飞行必选南昌路线。而黑猫中队除了侦察在西北的中国战略武器基地，另一项重任是掌握大陆空军换防、部署情况。如此这般“诱敌”，猫焉能不来“咬钩”？
第二天，“黑猫”果然从台湾爬过来了。但飞到广州上空后，突然转弯，掉头返航，再没动静。
二营有些指战员不免有些沮丧：“难道敌机发现了我们的陷阱？”但岳振华认为：“敌机对广州是一次试探侦察，主要看看江南地区有没有飞弹，它隔一两天肯定还会来，我们不能放松。”
岳振华和远在北京的刘亚楼、成钧想到一块儿了。
后来才知，9月8日那天，“黑猫中队”出任务的是中队长、空军中校杨世驹，目标是南昌。杨世驹驾机飞过海峡后，先虚晃一枪，朝广州方向飞去，然后打算突然掉头北上，直奔南昌。不料飞机出现故障，不得不中途折回桃园，由是逃过一劫。
北京继续设计甩出空中飞饵，引“猫”出洞。就在U-2从广州折返台湾的当天，又有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南京直飞南昌以南的樟树机场。
9月9日（星期天）上午6时许，东方刚泛鱼肚白，一架U-2飞离桃园机场，宛如一只放飞的风筝，以二三十度的仰角插入空中。7时32分，由平潭岛上空进入大陆，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解放军强功能的泛丰长程战管雷达紧盯不放。
在北京接到报告后，刘亚楼亲自坐镇空军指挥所指挥。他头戴耳机，手握话筒，双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图上雷达跟踪的美机位置。他直接要通岳振华的电话。岳振华跳出制导雷达车，跑回指挥所的帐篷，话筒里响起刘亚楼雄浑有力的声音：“岳振华同志，拖拉机你看到了吗？”刘亚楼用的是暗号，不叫U-2飞机。
岳振华报告：“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
“把它打下来！”
整个战斗，刘亚楼对岳振华就是这么一个命令，其他都是让他独立处置。下完命令，刘亚楼没有离开指挥所，和成钧盯着标图板，盯着不断向南昌方向移动的“猫路”。
参谋报告飞机距离二营还有70公里，成钧告诉刘亚楼：“岳振华的导弹已经瞄准，黑猫再向前几步，就要撞枪口了。”
两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紧盯着标图板。然而，标图板上敌机没有进入二营阵地上空，而是侧飞临远，改变航线向江西九江方向跑了！
“难道‘黑猫’不来南昌了？”成钧霍然站起身来，一声叹息。
刘亚楼嘴角浮起一丝浅笑，道：“别着急，看它飞到九江后如何动作，说不定是先麻痹一下我防空部队，在我们措手不及时，再来杀一个回马枪。”
不久，标图板上的“黑猫”航迹果然出现了新动向。飞机飞到九江后，突然左转180度，杀了个回马枪，对着南昌直飞过来。
刘亚楼一声冷笑：“果然是老手，跟老子玩这套把戏！”
指挥所一位参谋小心翼翼地向首长建议：“是不是给二营营长打个电话提醒一下？”
参谋算是摸准了司令员的心思，这是地空导弹部队实施机动作战后的首战，不管从哪个角度讲，这一仗都必须打好，作为空军司令，他刘亚楼比谁都急呀！司令员抓大事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参谋人员在关键时刻就得参谋，免得首长有所疏忽。却不料刘亚楼立马制止：“这个时候正是岳振华指挥的关键时刻，也是最紧张的时刻，不要干扰他。我了解他，精明得很，打起仗来很沉着，敌机这点儿花招骗不了他，我们已经给他下令叫他打下来，怎么打是他的事，别管这么细。敌人想给岳振华一个回马枪，没那么便宜，岳振华是谁呀，我看准能给敌人一个下马威！”
刘亚楼有个规矩，他给岳振华打过电话后，不许任何人再打，更不许向他发号施令，以免干扰他的指挥。
正如刘亚楼所相信的那般，岳振华并没有被“黑猫”的伎俩瞒过。
在参战部队为“黑猫”溜走而浮躁时，岳振华倒清醒起来，他精神陡地一振，通过扬声器向部队发出命令：“大家注意，不可松懈，警惕目标回窜！”
根据岳振华的命令，二营只用目标指示雷达严密监视敌机，制导雷达不开天线，以免打草惊蛇，其它战斗准备一切照旧。
U-2飞到鄱阳湖上空后，岳振华命令：“飞机可能到了鄱阳湖拐弯，大家要注意，做好发射准备。”
导弹接电要掌握时间。导弹接电后，如果不发射，超过时间了，它就要“休息”，当它“休息”时你再发射，是发射不出去的。
不出所料，敌机返飞南昌侦察拍照！8时32分，进入导弹部队火力范围。岳振华果断下令打开天线捕捉目标，连续发射三枚导弹。随着一声撕天裂地的怒吼，天地震颤，三条鲜亮鲜亮的火龙，从松树林中腾空飞起，直扑目标。第一发导弹飞越目标后自毁，第二、三发与目标遭遇，滑得像泥鳅一样的“黑猫小姐”，一头撞进无数块弹片编织的死亡之网。敌机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飞行员陈怀跳伞负伤，落在水田里面，被民兵活捉。
这是中国击落的第一架U-2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U-2飞机（1960年苏联是用飞机还是用导弹击落一架U-2，至今未明）。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接完电话，刘亚楼马上要赶到作战现场。同机的有空军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曹里怀、主管地面部队的副司令员成钧、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以及有关人员，阵容庞大。
经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伊尔-14到达向塘机场。从低温的机舱里乍下飞机，只感到一阵热浪扑面而来。已是正午时分。但刘亚楼也顾不上吃饭，便率众直接乘车奔向敌机坠毁地罗家集察看现场。
“黑猫”解体在一片稻田里，大大小小的残骸散落了好几平方公里的范围。根据残骸的状态，专家们判定敌机是左翼和机尾被导禅击中、失去控制而撞地爆炸。一块有水的稻田里留下了敌机飞行员坠地时砸出的一个深坑。驾驶这架飞机的国民党中校飞行员陈怀在被击中那刻，跳伞成功，但因弹片击中了心脏，送医院后抢救无效。
刘亚楼指示，仿照1961年在辽东半岛城子幢上空击落敌P-2V飞行员的处理办法，为陈怀买了口棺材，在一块小松林的山岗上埋葬，在其墓地立个标记：“此处埋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击落的美制蒋匪U-2飞机驾驶员陈怀。”
9月10日是空军第三次党代会的开幕日，作为空军党委书记，刘亚楼得尽快回京主持会议。他匆匆忙忙地在向塘机场为二营举行了祝捷大会，给二营记一等功。江西省特地给参战指战员每人慰劳一斤猪肉。
庆功会后，岳振华戴着刚加一个“豆”的上校肩章，带着给空军党代会的见面礼——一小块U-2残骸，跟随刘亚楼飞往北京。
世界因U-2不平静
1962年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曾这样写道：“北京政府提出，如果台湾的U-2飞机驾驶员能驾驶一架完好的U-2返回大陆，他们将得到120万马克黄金的赏钱。”
美国后来公布的“U-2事件（60年代）”文件有段记述：“1962年7月，共产中国收音机向U-2 飞行员喊话，表示驾驶U-2投诚，可获得相当于28万美元的奖励。”
短短两个月后的9月9日，新华社却播发了击落U-2间谍飞机的重要消息。消息只有短短的40多个字：“美制蒋匪帮U-2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9日上午窜扰至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就是这样一条深藏奥秘的短消息，大大震动了世界。紧接着，中国政府“就美国主使U-2间谍飞机侵犯我国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是日，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在度周末的罗得岛新港，都笼罩在不宁的氛围中。
合众国际社罗得岛新港9月9日电称：
白宫发言人说，国务院正在调查在赤色中国上空击落一架U-2飞机的消息。助理新闻秘书哈奇尔说，关于这个事件的任何评论将由国务院发表。五角大楼没有发表评论，而是把一切问题转至国务院。
路透社华盛顿9月9日电：
感到惊讶的美国官员拒绝立即评论所传中国共产党空军今天在华东上空击落一架国民党中国U-2飞机之事。
罗得岛新港方面没有立即评论这则消息。肯尼迪总统正在那里度周末。
1960年5月1日U-2折戟苏联后，美国政府陷入了先是狡辩而后不得不承认的窘境中。有鉴于此，他们对中国所谴责的“美国支使台北政府在中国进行着间谍飞行”、美国政府是“整个侵略行为的主谋”，也不能完全加以否认。9月9日稍晚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是称：
一、国务院同意台北政府购买U-2飞机，并且准许出口；
二、美国对国府飞行员进行了驾驶训练；
三、台北政府通过U-2型飞机的飞行而得到的情报也通知美国国防部了。
与此同时，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尼采出面接受电视广播的访谈。
记者问及：“这架U-2侦察机究竟属于中华民国还是美国？”
助理国防部长答：“应该归属于中华民国空军所有，美国飞机并不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
记者问：“你能不能公开表明，美国是否早已知道中华民国将派U-2穿越中国大陆？”
助理国防部长答：“对此，我不便评论。”
记者问：“这个事件是否让美国尴尬？因为美国政府曾公开宣称不再派U-2穿越中国大陆和苏联领空。”
助理国防部长答非所问：“这是个不愉快的事件。”
这位助理国防部长的话音刚落，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0日声称：“这架被共产党中国打下的U-2飞机，是国民党中国的财产，一直是国民党中国的空军在使用这架飞机。”
对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发言，日本共同社、南斯拉夫通讯社、英国《每日电讯报》、英国《卫报》、台湾《星岛日报》、法国《战斗报》、伊拉克《市民报》等媒体均认为：在人民中国领土上空击落U-2间谍飞机，是一个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反应的事件。这次事件表明，人民中国在军事防御措施方面，已经具备了美国人事先所预料不到的技能。这就意味着美国将重新考虑它在太平洋的军事侵略计划。
世界舆论在支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由此大壮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但对中国空军击落U-2，国际间也有一些机构因过分敏感而表现出过分的质疑。
香港的《新生晚报》称：“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性质。新华社强调这架U-2飞机系中共‘空军部队’击落，事实上即使连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飞至六万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英国《每日邮报》刊载路透社驻印度记者的反映：新德里一名苏联高级外交官说，U-2飞机不是被中国击落的，而是在大陆执行侦察任务时因引擎发生故障燃油不够而焚毁的，驾驶员已摔死；中国还没有地空导弹，苏联也没有给他导弹，中国现有米格-19型歼击机不足以击落U-2飞机。
东京也有人猜谜、揣测，这架U-2可能是在重金悬赏下投奔大陆的。
一时间，这起围绕U-2飞机击落与否而引发的事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9月10日，日本外交问题评论家江店四郎指出：“这个事件证明，美国仍然在从空中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间谍活动。这绝不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无法否认，这种行动不会有利于远东和平。”
日本《产经新闻》说：“如果中国能够击落一架U-2型飞机，那将意味着他们的防御结构是出乎意料的先进。”《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东京报纸也都认为，中国武装部队击落U-2飞机这一事实很重要，这表明，“中国的防空能力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
法新社称：“在最近的历史上U-2飞机起了重大的、有时是引起风暴的作用。”
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社论中说：“U-2飞机是不祥的东西，它一次接一次地在国际间造成不安和紧张局势。”
国际大小通讯社、大小报刊就中国大陆击落U-2侦察机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而来，美国白宫因无法逃避国际间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侵略行为的同声指责而难堪，并深陷苦恼。
9月1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答记者问时，竟称对有关U-2飞机事件“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蒋介石集团倒也“仗义”，急急发表声明，为美国主子开脱：“中共控制的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飞机有一切权力在其上空飞行，这种事情与美国无丝毫牵连。”
初秋的北京，暑气渐消，清风徐来，景色宜人，首都各界1万多人9月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周恩来春风满面地宣布：“……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中国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们的表情兴奋而凝重，在三年困难尚未结束、饥饿和萧条的字眼还没从国人心中抹去、国际大气候极不利于红色中国的时候，如此热闹红火的欢庆场面太难得，也太需要了！更何况在中苏交恶之际，U-2飞机在中国领空灰飞烟灭，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欺人太甚，可中国人就是不信邪，硬是用你们早一代已经落后的装备打下U-2，办成老大哥没能办成的事！
主要发言者是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他说中国人民将“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战争挑衅展开坚决的和不妥协的斗争”。
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讲话，不断被听众高呼的口号声打断。
这天，还有数十万人在收音机旁边收听讲话。
9月21日，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空军党代会全体代表。刘亚楼趁代表们整队时，特地带岳振华先到小礼堂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介绍，向岳振华伸出大手，高兴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刘亚楼打着手势，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了击落U-2飞机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有兴趣，随后转身问岳振华：你的导弹响声大吗？岳振华答：响声大，发射和飞行像打雷一般。毛泽东又问：地空导弹复杂吗？岳振华答：地空导弹这东西，要说武器复杂得要命，前呼后拥一大片，但操作起来简单极了，一按电钮就行。毛泽东笑了。
听过汇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出来和空军党代会全体代表合影。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先后叫岳振华挨自己坐，陈毅元帅也冲他招手：怕啥子嘛，来我这里嘛！岳振华哪敢落座，诚惶诚恐地往左边退去。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叫他，他也不敢从命。正在为难时，一句威严的声音叫住了他：“岳振华，你就坐在我身边！”一遇上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岳振华再不能推辞了，于是遵命来到刘亚楼身旁。紧挨着刘亚楼的空军副司令刘震上将为此挪后了一位。一个上校，为什么敢坐在两位上将中间，和“毛刘周朱”等党政军领导人“平起平坐”合影呢？几十年后，岳振华如是自豪地相告笔者：“刘亚楼嘛，说一不二的，他又是空军的最高首长，我能违背他的命令吗！”
有些国家的驻华记者频繁活动，总想弄明白中国究竟是用什么秘密武器什么先进手段打下U-2飞机的，台、美及西方的军事专家也为此挖空心思。但大陆对此守口如瓶。一群外国记者围住周恩来发问，周恩来不失风趣地回答：U-2飞得再高，也没有中国人民志气高，要问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它的，那就是七亿中国人民一起用拳头打下来的。外交部长陈毅被外国记者逼急了，也这般无独有偶地既机智又幽默作答：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几家欢喜几家愁。台湾蒋介石集团这些天也被震惊和悲愁笼罩。蒋介石对U-2的侦察飞行特别关注。一次他在看U-2拍回的大陆军事目标照片时，问及有没有他老家的照片。不久，他就看到了浙江奉化溪口的照片，蒋母的坟墓拍得一清二楚。此后，U-2每次从大陆“穿幕”回来，蒋介石几乎都要亲自欣赏那些“杰作”。
国民党中校飞官陈怀是 “黑猫中队” 第一批完训的5名成员之一，“黑猫”队徽即出自其手，深得蒋氏父子器重。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位设计队徽并首航西北深入大陆腹地成功侦察的“高空骑士”，成了黑猫中队被地空导弹击落的第一人。他丧生后，蒋介石亲临台湾空军剑潭公墓献花培土，致以祭悼，并到教堂为信基督的陈怀做礼拜，为其赐名“怀生”，修建“怀生堂”。蒋经国事后也写下一篇《看不见，可是你依然存在》的追忆文章，其中说：“即使你死了，我不愿悲伤。死神不能把我们永久隔开。”
40年后，当年“功成身退”、定居美国的U-2飞行员华锡钧如是回忆：“1962年9月9日，跟我一同在美国受训的陈怀生出任务，我是他的后备飞行员。当天清晨，我协助他坐进座舱、盖好座舱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他驾驶的U-2被中共的地对空飞弹击落……”
当美蒋U-2在大陆被击落成为香港和西方媒体炒作的焦点时，台湾军方一方面称大陆“吹嘘”，一方面模仿大陆开展“学雷锋”的手法，由文宣部门出面，把陈怀描绘成宁死不降、杀身成仁的英雄，树为国军楷模。台湾如此记述陈怀之死：“陈怀于1962年9月9日在江西南昌上空，侦照蒙藏地区返航途中，因座机飞行太久，引擎受高空冷空气影响而停止，乃降至同温层暖空气带，拟重新启动时，为中共飞机追击，坠地引爆座机后自杀。”记述虽然虚虚实实，但有一点可以确信：解放军空军装备地空导弹一事台湾此时仍浑然不知。
只有苏联人心知肚明，中国“小弟弟”的手艺，令10天前在自己国境内放跑了美国U-2的“老大哥”刮目相看。
南昌战斗胜利后，刘亚楼对他的指挥班子说：“看来我们选择二营第一个出来机动作战，为其他营机动作战先趟一下路，是选对了！”
实践证明，导弹游击战是个大胆、超前的创新决策。南昌战斗后，刘亚楼更是把他手中也是全国仅有的4个地空导弹营，投入全国各地机动设伏歼“黑猫”，让首都的高空防务唱起了“空城计”。
上将“押宝”，逼出“近快战法”奇招
第一架U－2飞机被中国空军击落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将不同意中华民国采购新的U－2飞机，以补充在中国大陆上空被击落的一架。”
其实这是美国为欺骗世界舆论而撒的一个谎。1962年12月20日，又有两架U－2型飞机由美国秘密运抵台湾桃园机场。
在台湾第一批赴美训练归来的5名U－2飞行员中，郗耀华因飞行事故机毁人亡，陈怀命丧南昌。“黑猫中队”不免士气低落，人心沮丧。为稳定军心，老态龙钟的蒋介石亲自召见“黑猫中队”中队长卢锡良等3名飞行员，为他们打气，希望他们以“国家”为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完成任务。
随后，“黑猫中队”由杨世驹、华锡钧、王太佑3人轮流驾驶U－2飞机，继续到大陆“穿幕”。同时，台湾空军又挑选叶常棣、李南屏、梁德培、王锡爵等人，于1963年2月去美国接受训练。
1963年2月1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述评：“共产党中国发展原子能的工作已经达到不久就能够进行试验的阶段，或者说正在接近进行试验的阶段。如果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那么这对国内外产生的心理影响的重要性，恐怕要比一部分西方人士目前所估计的大得多。”
由是这般，白宫要求中情局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情况。1963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与中情局局长麦凯恩会晤时透露：总统目前最优先考虑的两大问题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国研制原子弹问题，总统要求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因此，中情局应该集中更大的精力进行情报搜集。麦凯恩实话实说，中情局对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情况掌握很少，因此，有必要更加努力去搜集情报。
中国核武器的试验正快马加鞭，U-2侦察行动当然也就紧锣密鼓。为了保护基地的科学试验兼防空作战，国防科委所属的地空导弹第四营就部署于此。
1963年3月28日，“黑猫中队”中队长杨世驹驾驶U-2飞机从南韩昆山基地出动，入侵兰州、包头、酒泉一带侦察核设施。在113公里处，地空导弹四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当即发现目标。可是“黑猫”不再直飞设伏阵地，而是即作转弯机动，向左绕飞，渐飞渐远。
U-2飞着飞着又向基地临近。距阵地98公里处，四营再次打开雷达制导天线准备歼敌。好像有人告诉了敌机，那家伙狡猾地又一次机动转避。两次转弯，完成360度盘旋，留下一个粗黑的倒“S”字后飞出导弹射程。
怪事上报，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专此指示：“查明原因，积累经验。”
负责国土防空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经请示刘亚楼（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同意，让四营移师兰州榆中县马家寺设伏。这里也是敌机高空照相的最佳路径之一，空军首长让四营来这里押上一宝，打个胜仗，以使部队恢复士气。
20世纪60年代，导弹部队把机动设伏叫做“压宝”或“押宝”，这是刘亚楼起用的一个新名词。南昌战斗击落“黑猫”后，他在空军向总参呈送的“战斗情况报告”中，添上一处神来之笔：“导弹部队的机动设伏，就同赌局上的压宝一样，不是压一次就能赢一次的，而往往是压几次都落空了，最后才能压中一宝……”空军上下对“压宝”一词觉得新鲜有趣，从此便顺口成章在部队中广为流传。
“压宝”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美台侦知大陆有飞弹后，认为萨姆-2是固定发射地点的，一旦发现哪里有地对空导弹力量，间谍飞机就绝不再回头露面。因此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不得不打一枪换一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导弹游击队。地方选得不准，只能劳命伤财，一无所获。
6月3日，U-2卷土重来，入窜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导弹四营正好设伏在“黑猫”入窜的航路上。这一“宝”押得不能再好了。导弹四营锁定目标，但就在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时，“黑猫”故伎重演，来了个180度的机动闪避，向外侧绕飞，脱离导弹30公里的杀伤范围区。真是活见鬼了！
刘亚楼得报，沉吟说：“敌机身上肯定藏有能识别我导弹阵地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才得以逃脱致命的惩罚，我们照过去的打法不灵了！”
他的猜测没错，后来才知：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U-2探知中国拥有地空导弹部队，美国旋即掌握了萨姆-2导弹导向系统的工作频率。为逃避地空导弹的打击，美方电子专家在U-2机上加安了对付地空导弹的预警装置——那玩意儿就叫“12系统”（System 12）。这是一部小型机载雷达，只要萨姆导弹制导雷达天线一打开，它在60公里外就可截收制导雷达天线发出的电波，准确测出地空导弹的阵地位置，并在荧光屏上显示阵地的方位和距离，飞机座舱内的警示灯不停地闪光，发出报警信号，飞行员便可从容驾机在导弹发射前改变航向，避开火力范围。
从后来揭秘的材料可知：美国方面从U-2飞机首次穿越苏联“铁幕”之时起，就清楚苏联迟早会发展相应的武器来对付，中情局甚至估计两年左右苏联即可研制出新武器。但4年过去了，U-2飞机仍自由自在地在苏联领空进出，这使得沾沾自喜的美国人不免大意，从而推迟了改进电子装置、防范敌方袭击的努力。
美国中情局实在没想到，强劲的对手竟然会是新生的中国空军。事实迫使他们静心研究在朝鲜空战中一举成名的中国空军，和被美国远东空军冠以“制定作战计划缜密的优秀将军”的中国空军主帅刘亚楼：此乃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钦点的赫赫有名的原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当年曾作该野战军司令林彪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且不论其在既往战役指挥上的卓越表现，仅从其在极短时间主持组建和训练出一支相当规模的现代空军源源参加韩战，并在与强大的美国空军拼杀中愈战愈强屡创佳绩来看，已足见其人的非凡能力。今后不好好地研究这位对手，都将犯绝大的失误。因此美方在U-2“9·9”一战被中国空军第一次击落后，很快就设计了绕弯、电子干扰、电子迷惑等战术和设备，专门对付萨姆导弹。
刘亚楼也在研究对手，思考新战法。他不信吃了三五堑长不了一智，任凭“黑猫”逍遥得意。
这位既有高深理论又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军，向以锐意进取、勇敢果决、嗜好钻研战术著称，绝不固步自封、墨守陈规。U-2飞机上的“玩意儿”（12系统）虽然技术高明，但也并非无懈可击。3·28战斗后，他就亲自组织研究打U-2的新对策，并派出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处长文绶上校等人前往部队调查。
文绶结合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电台曾被日军定向而遭破坏的往事，认为敌机装有能发现543地空导弹雷达照射电磁波的仪器，能对制导雷达定位，依此逃出导弹的杀伤区，随即和参谋田在津等人立足于这种可能研究敌机的规律，采取对抗措施。在论证计算中，田在津算出只有在41公里开天线，敌机才有可能被地空导弹拦击。
也就是说，敌机那“玩意儿”对导弹制导雷达有一段短短的反应时间：从导弹雷达在敌机相距41公里处开机到U-2做出规避动作，大约要20秒。20秒转瞬即逝，但正所谓“兵贵神速”，如果抓住这一瞬间完成导弹发射，就有可能在U-2做出规避反应前将其击落。为此，空军司令部向部队下发了《抗击U-2飞机新对策》，对苏方规定在制导雷达天线发现目标后的8分钟之内把导弹发射升空，苛刻地改为20秒钟——这是刘亚楼向他的王牌军提出的近乎天方夜谭的要求，部队为此刻苦演练，争取早日成功。
要击落U-2，就要在这20秒钟上做文章。543部队人人开动脑筋，思考新对策。吃饭谈它，散步说它，睡觉想它，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
北空副司令员李际泰率工作组，到驻唐山的导弹部队三营搞歼敌战法试点，解决压缩开天线距离的难题。后因三营调防，由二营接过研究。营长岳振华在压缩开天线距离上与刘亚楼“英雄所见略同”，接过重担大喜过望，决心要实现司令员苦心孤诣追求的让导弹在20秒钟内发射出去的愿望，攻其不备，让“黑猫小姐”在还没来得及飞出萨姆-2的有效杀伤范围之前，便接受导弹的“亲吻”。
二营在演练中发现，制导雷达开天线早了，不仅暴露自己，而且敌机很快便逃脱；而天线开晚了，发射前的直接准备等一系列动作又做不完。该怎么办？在岳振华的带领下，全营官兵白天操作摸自己，夜间作图计算摸敌人，连吃饭、睡觉都想着如何打U-2，有的指战员经常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在地上筹划打U-2的设想。平时大伙的耳里嘴边常响过的是八个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几次演练证明，导弹发射时的15个动作在20秒内无论如何也完不成。如果把这些动作压缩呢？岳振华和参谋长宫长春等人根据以往敌机通常在萨姆-2制导雷达开天线后20秒开始机动飞行的特点，算出了它的最小转弯半径，要求制导雷达必须在41公里内开天线才行。经过50多次开机试验好一番大折腾，终于以“潜在能量”超越苏军教令规定，把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的其中9个放到开天线前做好。对剩下那5个必须在开天线后才能做的动作，再一个一个地精简浓缩，找出每一秒可以压缩的时间，发现每一个可以挤掉的多余动作，连岳振华最后发的那道射击口令，也由原先的20个字浓缩成了12个字。
当时，计算机用的是电子管，要4秒钟才能稳定下来。岳振华说：“这不行，要占去我4秒钟，作战时间就更短了，因为从发射到命中也就20秒钟，超过20秒钟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飞机就从你头顶上过去了。不要，计算机不要了，因为飞机速度定了，不用电子计算机，看着荧屏显示器上，旁边划着印，到那儿我说发射就发射，这样我们就省了4秒钟。”
如此这般大刀阔斧，竟压缩至8秒钟内完成，从而将开天线的距离从120—130公里压缩至36—38公里！
这可能吗？这不会是梦吗？不会是看花了眼吧？如是再三再四演练测试，便再三再四证明这个成真的梦。
正在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刘亚楼，得知自己渴盼的那个新战法的精髓和核心部分，终于在岳振华和二营指战员的千锤百炼下梦想成真，内心激动不已，马上安排飞机接岳振华来沪，他要当面听取专题汇报。
六七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电闪雷鸣，飞机坐不成。大雨如注，道路泥泞，岳振华只好坐着坦克式的履带车前往火车站，见水过水，见沟过沟，好不容易才赶到烟雨蒙蒙的火车站。为不暴露身份，这位脱了军装的校官，只好栖身于堆满煤炭的车皮里。
在锦江饭店，刘亚楼一声“岳振华同志辛苦了”的亲切问候，就驱散了岳振华连日的疲劳，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刘亚楼也没废话，拉他在身边坐下，亲自倒上一杯热茶，然后直奔主题：“今天一上午我都用来听你们的新战法情况汇报，你尽可讲具体点。”
面对这位最讨厌和尚念经式看稿子讲话的空军当家人，岳振华落落大方、不紧不慢地详述自己怎样对15个动作分解剖开。刘亚楼听得极为认真，不时点头，听讲完被岳振华挪到前面的10个动作后，他打了个暂停的手势，问：“你这样搞，会不会妨碍导弹发射？”
岳振华回答绝对不会，刘亚楼犹不放心，进而又问有几成把握。他的问话口气，像刀锋一样凌厉。
“百分之百的把握！”岳振华吐出的每个字都格嘣作响，一点也不含糊。
刘亚楼大吐了口气：“好，我就等着你这一句！”却又紧接着问：“那么，剩下的5个动作，你能在多少时间内做完？”
听完“只需8秒”的回答，刘亚楼略有疑惑地看着手下这位爱将。他清楚地记得，按照苏军教令规定，萨姆－2地空导弹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应是敌机在距阵地100公里以外，从开天线到导弹升空需7～8分钟，岳振华硬是把它给压缩到了8秒，这就等于用正规操作近六十分之一的时间完成导弹发射准备，这可能连当初设计导弹的苏联兵器专家也不曾想过！他的眼光分明在问：“这能行吗？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岳振华迎着司令员的眼光，响亮地回答：“我代表全营请司令员放心，我们经过50多次开机试验，分秒不差，就是8秒钟，绝对有把握！”
刘亚楼喜形于色，一把攥住他的双手说：“这下我明白了，在压近制导雷达打开天线距离上，几个营所以争论得这么激烈，意见分歧这么大，是因为他们没下苦功夫，也缺少胆量和勇气！”
原来，两次战斗失利后，根据四营一连苏副连长“压缩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让敌机飞近了再干的建议，集群指挥部曾秘密召开过一次作战会议讨论。四个营长在压缩开天线的距离上，意见严重分歧。二营长岳振华和苏副连长英雄所见略同，报了个50公里，可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理由一大串：
“要知道，苏军制订的萨姆导弹操作条令，规定的可是目标进入作战半径130公里左右开天线，你在50公里近的距离才开天线，说不定来不及抓住目标，敌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 , , 发导弹值一架米格飞机的钱呢！用3架米格-15的代价去换一架U-2，打下来了，也算值；万一打砸了呢？这么大的风险谁担待得起？……”
当时，岳振华虽然报了50公里距离歼敌，但还是掺了水分的，真打起来，还要再压缩一些，否则连飞机毛都拔不下来。可当时，他料定这个50公里也不能通过。后来，成钧副司令员拍板定在60—65公里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进了口袋的耗子果然溜了。
刘亚楼明显知道这场争论，他踱了一圈步后，看着岳振华问：“要是下一次你们二营碰上打U-2机，你敢不敢照你今天给我汇报的这套战法打？”
岳振华斩钉截铁地表示：“我敢！”
其实，岳振华对这位空军主帅也打了个小埋伏，他准备把敌机放至30—40公里处再开天线，从打开天线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发射导弹他认为还可压缩至5秒钟。
刘亚楼像是从岳振华身上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神色严肃地说：“那好，它来了，要是飞到你二营的火力范围，你就照这套打法打。”说完，他又拉岳振华看桌案上那张雄鸡状版图，指着地图上标满了密密麻麻的地名的上海市区问：“有一点我没把握，照这样部署，导弹助推火箭脱落后，会砸在哪里？会不会伤及群众，造成破坏？”
在大上海这样人口稠密之地，既要打好仗，又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难怪这位潇洒的上将也会挠头。岳振华看阵地位置，用尺子量，回答：“没问题，司令员看这里，按1号方案，脱落火箭坠地的位置是一片河汊地带，完全可以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丝掩饰不住的笑，在刘亚楼的大脸上花朵般绽开，他那原先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那我就放心了。岳振华啊，我告诉你，战斗部署既要打好仗，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
刘亚楼兴高之际，应岳振华的请求，为这套战术起名曰“近快战法”。
“近快战法”不但要能熟练地使用新的一套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求营指挥员临阵时有一颗敢于承担任何风险的胆量。岳振华自知自己热衷的这个新战法在某些上级和同行的心目中是画上了个大问号的，他甚至已被悄悄戴上了风头思想、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刘亚楼的鼓励，不仅消了他的气，还使他对“近快战法”更加坚定了信心。岳振华后来说，他打U-2的胆魄就是刘亚楼塞进他胸中的，并赞不绝口道：“刘亚楼有大将之才，绝不可等闲视之。他聪明，不守旧。空军建军之初没有刘亚楼，很多仗都拿不下来。”
导弹四营两次失利惊动中央高层后，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根据空军在国庆十周年以“集群”击落高空侦察机的战例，推出一个名为“集群火网”的招数：“将四个营集中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网。”总参谋长罗瑞卿号召空军发扬“大海捞针”的精神，想办法再打下一架U-2飞机。
刘亚楼从上海回到北京，马上找来成钧，第一句话就是：“U-2对新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空军一定要找到U-2的活动规律，拿出办法来！”
两人切磋琢磨一番，结合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贯主张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再将3个导弹营和国防科委的导弹四营集中起来，部署于西安，攥紧拳头，组成大面积的集群火网，全力一击。他们主持制订了呈送军委、总参的作战报告，称：
我们结合U-2飞机最近几次入窜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再次研究了使用543部队实行机动作战的方法……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目前单个使用543营进行机动设伏的打法，改成三四个营集中使用，按照敌机的航线，采取横宽、三角部署或菱形部署的方法，并结合利用近似543制导雷达的松-九炮瞄雷达搞些佯动，在增大了打击的情况下，将敌机引诱进入我设伏阵地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使敌机不易机动摆脱。
报告坦陈：
上述调整部署，也可能会出现敌机并未入窜新的阵地，反而先到了已经撤收的阵地上空的情况，因而难免要卖“后悔药”。但从机动“押宝”，特别是从研究试验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的意义来说，即使卖点“后悔药”也是值得的。
这个集中了空军领导人集体智慧的报告，充分流露出刘亚楼固有的知彼知己和冒险精神、决断魄力。中央军委很快批示：“同意。”
刘亚楼把这个“集群”交给兰州军区空军统一部署指挥。知情人都知，这是他特有的良苦用心，旨在有意识地通过实战来培养锻炼下级机关和首长的指挥能力，使指挥机关和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得到提高。这同他在抗美援朝中坚持让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争中闯荡，让一批又一批航空兵师团到战场上去“加打一番”的用心是一致的。也与他在50年代中期坚决把一大批年轻优秀飞行大队长扶上中高级领导岗位的情怀一脉相承。
导弹部队4个营在渭河两岸等了足足3个月，未获战机。二营旋即奉调回京，保卫首都机动待命。谁知前脚刚走，9月25日，一架由叶棠棣驾驶的U-2飞机便入窜西安。当一营、四营的制导雷达，在相距敌机60—65公里打开天线捕捉到目标时，敌机却机敏地来了个改航绕飞。最气人不过的是，有恃无恐的“黑猫小姐”似乎肆意要嘲笑中国空军导弹部队，在渭河高空和导弹一、四营玩起了捉迷藏，先后七次闯进了凤翔—宝鸡的萨姆-2导弹阵地上空，却又七次安然地脱离开去，逛花园一般，最后安然飞回了台湾。
后来台湾方面称：这实际上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次“电子战”。依仗美国的先进电子技术，黑猫中队先得一分，而共军地空导弹部队仍因循过去的作战方法，三战三北。
刘亚楼听罢9月25日在西安第三次丢失战机的详情汇报，连呼可惜，对成钧说：“不管哪个营的指挥员，当时只要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敢于压近天线的距离，敌机就逃脱不了啦！看来，我们有的指挥员还缺少点儿机灵劲啊！”
“9·25”渭河滩战斗失利后，刘亚楼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宿舍的庭院里踱方步。这是他的养身治军之道，许多良策往往就在这时产生。
刘亚楼和解放军指挥机关此时虽然还没有碰过“电子战”，更别说什么“电子对抗”的概念了，但他已开始琢磨如何对付对方新“玩意儿”的战术。那时也没有电子计算机，即使在有了电脑的年头，也无法把各项利弊条件、复杂因素、意外情况输进去，从中求得答案。正确的战略战术从来都不能靠机器运算，只能靠智慧和经验来获得。解放军的传统就是以手中现有的劣势装备克敌制胜。一定要让“近快战法”会会U-2那个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
针对如何发挥“集群”部署的问题，刘亚楼指出：“通过这次教训，我们要对集群做个明确的界定，不能只把几个营拢在一起就叫集群，而是要把几个营拧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或者叫合成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有主攻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如同打篮球打排球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打出战术来。”
神奇巧合：导弹二营和U-2，关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生日
连续三次坐失战机，搞得空军很被动。要挽回被动局面，就要寻找新的战机。但导弹部队在西安的阵地业已暴露，今后一个时期，U-2到西北搞侦察，不会再走这条老路。部队在此待战，已无必要，也不会再有战机，下一步要到哪里去寻找战机呢？
空军作战部和高炮部队，根据刘亚楼的意图，把敌机历次入窜大陆的活动资料拿出来综合分析，发现浙江衢州至江西弋阳一带，是侦察比较密集的航线地段，其中尤以江西上饶最为集中。
根据敌机进出航线的特点，提出三个部署方案：一是以打进为主，二是既打进也打出，三是以打出（返航）为主，即在衢州、江山、上饶、弋阳各部署一个导弹营。这条路线地处浙赣铁路线，导弹部队进出行动方便，而且有现用的和备用的机场可供选择阵地，便于沟通情况和通信联络。
刘亚楼权衡对比分析，认为以打退出为主的第三方案最佳。此方案的优点是在敌机以往退出的主要航段上，都有部队设伏，捕捉战机的几率较大；而且对敌人来说，飞行员坐在那个被束缚得紧紧的狭小座舱里，在大陆上空提心吊胆地飞行了六七个小时，前后左右有我歼击机跟踪监视，虽对其构不成多大威胁，但他们的精神却要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两只眼睛还要紧紧盯住第十二系统，随时防备地空导弹来袭，因此体力和精神消耗殆尽，反应的敏锐度下降，返航到快看到海岸线的上饶一线时，想到马上就可以入海下降高度准备落地，难免要产生麻痹思想，放松警惕，分散精力，而我则可以从容对敌，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其不意地突发攻击，必然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
听罢司令员鞭辟入里的分析，将校们齐声叫好，这就叫知己知彼！
在盘点敌机入窜活动的时间时，发现多在1、2、6、9、11月，尤以11月上旬为多，盖因此际大陆秋高气爽，晴朗少云，空中照相效果为佳。
刘亚楼舒眉展颜，道：“在高度机械化、电气化条件下打仗，分秒必争，分秒千金，时间就是战机！要捕捉战机迎来胜利，部队必须于10月底全部到位，做好战斗准备。”
再过30天，就到11月了，行动已非常紧迫。空军各有关机关和部队立即进入紧急准备状态。
9月30日，空军以刘亚楼、吴法宪、成钧、张廷发名义，向总参谋部呈送了新的设伏方案请示报告，提出了将4个导弹营在衢州、江山、上饶、弋阳地区机动设伏的建议和理由。
国庆节后，刘亚楼赴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上海接到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和罗瑞卿同意空军作战方案的批件后，一面命令导弹部队马上移师江南，一面通知南空司令员聂凤智和副司令员蔡永到他下榻的锦江饭店接受任务。和以往做法一样，他把这次“集群”作战任务就地交给南京军区空军。
任务下达后，刘亚楼对聂凤智和蔡永说：“你们知道，我们的日子现在不好过，5个月连着三次，押宝押得很准，就是没把飞机打下来。这次543部队到你们的地盘来打飞机，希望你们露露脸，把它给打下来。部队到达设伏地区后，一切统由你们负责，管好管坏、打好打坏都是你们的。另外，我再把张伯华派给你们当助手，他可是地空导弹部队的专家。”
南空副司令员蔡永受命负责集群指挥，拟订作战预案。他带精干班子经数日长途跋涉，跑遍了从弋阳到衢州的山山水水，以上饶为中心，勘选出了四个设伏阵地。
一星期后，蔡永返回上海锦江饭店，向刘亚楼汇报4个导弹营的具体部署方案。根据刘亚楼的意图，这次机动设伏施行口袋战术，就是把几个部队进行分工，你负责拦头，我负责扎尾，剩下的从两边过来掐腰。
刘亚楼把“宝”重点押在上饶，不仅要求集群指挥所设在上饶，还指出要从4个营中遴选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放在上饶。
原来的部署，二营没有放在上饶。刘亚楼连连摆手说：“不行，这个布置不好，要说U-2，U-2就是优待二营嘛。打仗要有主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们为什么不把二营放中间？”
像选将也是押宝一样，刘亚楼把导弹部队中惟一打过仗的二营“押”在了一个战机最多的阵地上。实践证明，刘亚楼亲自提出的把二营押在上饶的决心下对了，才得以摆脱空军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参加过这次兵力部署的人后来都说：“在兵力部署上，刘亚楼太高明了，其他单位恐怕没有这样的司令。”
有“卖后悔药”准备的刘亚楼，在连吃三次败仗后，再次押中“宝”，卖出了一帖灵丹妙药。
10月25日始，导弹部队4个营经过长途行军，分别进入阵地，以40公里作战半径的间距，在浙赣交界的衢州、江山、上饶、弋阳一线，摆下火力拦截正面达160公里的天罗地网。这一字长蛇阵，是一道难于逾越的空中铁幕。
导弹二营官兵10月25日晚从北京车运南下，在闷罐车里苦熬苦闷了4个昼夜，于29日22时到达上饶市郊阵地，比从西安来的其他3个营晚了一大截。部队刚进入新阵地三条岗，便接到“群指”的命令：“各营务于11月1日零时担负战备任务。”
岳振华掐指一算，不禁咂了咂舌头：包括今晚的两个小时在内，留给他布置阵地的时间只剩下50来个小时。这个时限，比哪一次都紧呐！
古往今来，战场上的竞赛，本来就鲜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例子。岳振华没有抱怨，更没有迟疑，咬紧牙根，狠下一道命令：战备压倒一切，连夜展开兵器，连夜准备导弹，连夜制订作战预案，连夜开设指挥所……
于是，部队帐篷来不及搭，就住在汽车上，各种雷达尚未校飞，就要做好战前准备。一般指挥员不搞校飞不能打仗，岳振华却敢于冒犯挑战苏联教规。在热火朝天的阵地上，这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北方大汉又咀嚼出了一首战地诗来：“二下江南浙赣边，荒山野岭扎营盘，近快战法操胜券，歼灭U-2只等闲。”
11月1日，亲来上饶督战的成钧主持“群指”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对付敌机预警系统，督促落实“近快战法”实施。对于集群指挥部根据新战法所提，把制导雷达开天线的距离压缩36-38公里这个最敏感问题，许多人都还有看法。会上争论很激烈，有的说可以打，有的则认为行不通。眼见“近快战法”通不过，岳振华有点急，但也不能说是刘亚楼在支持他啊。
最后，还是成钧拍板：“近快战法是经刘司令员批准的，大家不要再争了，作战预案要体现近快战法的要求，开天线的距离，主打营定在36-38公里，佯动营放在45-50公里。”
主管国土防空的副司令员搬出了雷公爷刘亚楼，大家也就寂然无声了。
作战会议正待继续，台湾“黑猫小姐”却悄然摸上门来了。7时43分从温州上空入窜，由衢州以东从地空导弹火力范围以外通过，后向西北飞去。成钧和大伙分析，敌机很可能是到西北地区侦察的，回航时还可能经过设伏地区。为不暴露目标，根据既定部署，成钧作出“打回窜”的决定：“我们继续开会，各营搞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返航敌机。”
10时15分，这架U-2机由甘肃鼎新返回，过潼关一线后沿原航线飞来。“押宝”得中！敌机临近武汉，成钧宣布散会，各营指挥员火速返回阵地，准备歼灭返航敌机。
岳振华坐上苏式嘎斯67吉普车就叫猛往回跑，心里一个劲地担心：要是车抛了锚可就糟了！
吉普车开得飞速，险些与火车和人群相撞。岳振华赶到阵地进入指挥所，时间已剩不多，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和一所三站人员，开了个小型作战会议，把情况按敌机飞行速度推算延伸标在图板上，往前推，看多长时间达到这地方，到达什么地方他就发什么命令，按计划这么办。最后他喝了口水，指着标图板上按敌机飞行速度推算延伸的标示，铿锵有力地说：“按‘近快战法’沉着操作，务歼敌机！命令全下达给你们了，大家就按这个做！”单就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后来竟被二营指战员们演化为：“我们营长一喝水就把敌机打下来了！”
不过10分钟，会就开完了。岳振华搬了把椅子，到指挥所外抽一支烟喘气，然后就稳健地上了指挥车。
留在指挥所的是岳振华信任的近方作战参谋陈辉亭。岳振华上指挥车后，所有上级来的电话都接不通了（幸好，在刘亚楼的严令下，这类电话已基本没有），只能通过陈辉亭转报给他。天上来的飞机岳振华看不见，在指挥所开着雷达的陈辉亭可以看见。指挥所有标图员，陈辉亭准确地知道敌机的目标、方位、高度等。
“到了开天线距离了，我就告诉岳振华。岳振华开不开或是晚开天线，那是他的事，我只管报告。一般情况下，我给他报告什么，他听什么。开完天线后，岳振华在指挥车上就可以看见目标了。”44年后，已从空军副参谋长任上退役的陈辉亭将军，如是向笔者揭秘指挥和操作程序。
解放军强功力的雷达一直跟踪着U-2的航迹。13时40分，雷达报出：U-2距上饶500公里。群指司令员蔡永命令：“各营指挥员进入一等。”52分，敌机距离350公里时，蔡永又命令部队进入一等，兵器装备的伪装暂不去掉。
14时，三营目标指示雷达发现敌机，接着四、一、二营也先后发现了目标，U－2高度2．05万米，时速750公里。群指命令各营解除伪装，立即做好射击准备。11分，当敌机距上饶150公里时，担任集群具体指挥的张伯华正式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二营负责消灭敌机，开天线距离压缩到37公里内，其他各营实施佯动。”
当“黑猫”距导弹部队设伏一线近百公里时偏向三营右侧，张伯华命令驻弋阳的三营打开天线佯动。“黑猫”受惊，即向东转弯，偏向一营左侧。张伯华又令驻江山的一营打开天线佯动。“黑猫”倒是颇听“指挥”，改变航线，直奔二营的火力范围。
此时，二营的三发导弹已完成接电准备。“黑猫”相距70公里时，岳振华定下28公里消灭敌机的决心，并命令用松-九雷达（炮瞄雷达）接替制导雷达求测射击诸元，使制导雷达的开机距离压缩到最小限度之内。这个新办法，还是刘亚楼、成钧批准使用的。
松-九雷达发现“黑猫”后，立即向制导雷达指示了目标，制导雷达依次求测了射击诸元。目标飞到60公里时，岳振华命令：“接通发射架同步。”
按照射击程序，下一步便是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目标，然后便是稳定跟踪、发射导弹。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松-九雷达突然出现故障，丢失了目标。
制导雷达失去了松-九雷达的目标指示，无法再进行“静默跟踪”，更谈不上“发射导弹”。总之一句话：松-九雷达丢失目标使“近快战法”失去了保障。咋办？如果换了别人，可能命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如发现目标，照样可以发射导弹。可岳振华一门心思想的是：万一打开天线暴露了自己呢？煮熟的鸭子岂不又要飞！不，决不能走这着冒险的棋，还得隐蔽制导雷达频率！
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岳振华坚持此时仍不开制导雷达天线，而是断然命令改用目标指示雷达通报求测射击诸元。他要使刘亚楼和成钧设下的“隐真示假，诱敌深入”之计一举成功。
如此测得敌机航路捷径为12公里，超出了作战预案的规定，又该怎么办？让敌机溜掉吗？不能！岳振华记得按原来兵器配发的射击诸元计算尺，航路捷径12公里应该有射击遭遇点。他心里豁然开朗。
近方作战参谋陈辉亭按U-2航速推测出敌机距阵地35公里时，岳振华果断下令制导雷达开天线！
这是很高的一着，却因未搞雷达校飞，使目标指示雷达通报的方位和高低角相差太多，制导雷达显示器中央未发现目标信号。
处险不惊的岳振华，眸中闪射出刀锋似的光芒，目测心算着航路捷径的延长线，在引导显示器上下左右仔细地搜寻。长方形的显示器上，有垂直的线，有平行的线，敌情往往在中间显现，但今天却玩起了捉迷藏。岳振华可没有灰心，忽地，他眼睛一亮，在高低角显示器左下边沿上，有个针尖大小的亮点在闪动。“就是它！”岳振华胸腔中爆发出一声惊雷，指住这个闪动的小亮点猛喝，立即命令引导技师抓住它。
于是，排长、代理引导技师王觉民迅速摇手轮跟踪目标，并令操纵员转入自动跟踪。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狡猾的“黑猫”目标被捕获了。
岳振华猛地挥起一个刀砍斧劈的手势：“发射！”
“射”字尚未出口，引导技师王觉民的指尖已压向按钮。三发导弹立即默契地神速升空，“欢迎”滑得像泥鳅一样的“黑猫小姐”。
第一发导弹眼看就要逮住U-2了，忽见“黑猫”一转机头，猛然向右大幅度转弯，导弹也跟着向右猛转，但因动作过猛而折断。这时，第二发导弹及时赶上，在26公里处一口咬住“黑猫”，时敌机高度两万来米，时速750公里。随着轰隆一响，飞机剧烈爆炸，时间为14时18分。飞机残骸撒落江西广丰县万罗山附近，国民党少校飞行员叶棠棣弃机跳伞，落地后被解放军和民兵生擒。
导弹二营二下江南再歼U-2，指战员有诗以记：“二下江南真干练，荒山野岭扎营盘。近快战法操胜券，歼灭U-2笑开颜。”
二营的捷报当天就传到了北京，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代表中央，在电话中向作战部队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指出：“这次作战是战术、技术相结合的，要好好总结一下经验。”这位领导共和国核试验的元帅，特别指示把敌机那套照相搞出来，看看里面拍了些什么。胶卷冲洗放大拼接整理出来后，美国高空摄像机里摄出的东西触目惊心！
第二天，刘亚楼飞往上饶，到U-2跟前后，首先指示一定要把那个叫我们头痛了几个月的“玩意儿”找到。接着趁热打铁，于当晚8时举行祝捷大会。
打下一架飞机几乎加一颗“豆”，岳振华被提前晋升为大校，成为解放军阵营4年内三次获得提前晋衔奖励的惟一一位校级军官。从此，解放军有了一位十分特殊的大校营长。按当时的授衔规定，营级干部的基准军衔为大尉，最高才是少校。
叶棠棣是第一位在大陆生俘的“黑猫”。11月3日下午，刘亚楼特地赶到江西广丰县当地医院，同正在就医的叶棠棣进行简短的交谈，了解有关U—2的情况。
“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
“31岁。”
“你放宽心，我们不会杀你。”
“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抽筋。”
“那是你们那边瞎宣传，你不要怕。”刘亚楼说完，接着问，“你被击中前，可看到台湾了？”
“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没有。凭它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惟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亚楼最后说：“你这么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大陆医生精心抢救，为叶棠棣取出了嵌入其身体的59块弹片，才使得他保住性命。叶棠棣感动于共产党的政策，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
上饶战斗后，经有关部门特批，新华社军事部部长阎吾对岳振华作现场采访，但对外报道依然遵循刘亚楼的三不准规定：不准暴露打仗地点、武器、打仗部队。
岳振华虽然疲惫，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情，告诉阎吾：“整个指挥和操作沉着果断、熟练迅速，仅用了6秒钟！”
6秒，钟表上的秒针只“咔嚓”六响，威力无比的萨姆-2便把跨海而来的“黑猫小姐”紧密地来个拥抱亲吻，毫无商量地让国民党飞行员坠入导弹的“爱河”里！
神奇，神奇，真是太神奇了！阎吾感叹之余，提了个问题：“你怎么敢在没有良好情报保证的情况下，把敌机放得那么近才开天线，而且在航路捷径大于规定的情况下发射导弹？这可是超出了作战预案规定。”
岳振华自豪地回答：“只要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决心往打胜仗那边下，不愁打不了胜仗。这是刘亚楼司令员教给我定下决心的依据。”
又一次打下了U-2飞机，全国党政军民欢呼雀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庆祝的诗文、曲艺、漫画铺天盖地。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报上看到新华社消息的第二天，一气呵成《给U-2写讣文》一诗：
一行消息，
四十四个字——
报喜火鞭一支，
利落又干脆。
它给U-2写讣文，
它给英雄立勋碑，
一时响遍全国，
使得人人心醉。
做贼心虚，
贴天高飞；
眼明手快，
我叫你有来无归！
云霄纵横只片刻，
残骸抢地，
一号，二号，
展览馆里编队。
又一次打下U-2飞机的消息传遍世界。日本大阪广播公司11月1日称：“击落这种飞机的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的军事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它还介绍：“这种U-2型飞机的飞行高度是大约两万公尺，机身涂有特种涂料，以便不致被雷达所发现。”
美联社东京11月1日电：
“北京电台广播的只有一段话的短声明中没有透露这架国民党U-2型飞机是如何打下来的，或者驾驶员的下落如何。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在华东地区击落的这架国民党高空侦察机，可能是蒋介石政府1960年向美国购买的两架U-2型飞机之一。北京声称，在1962年9月9日在大陆中国上空击落过一架国民党中国的U-2型飞机。
据说，中国共产党说他们最近击落的这架U-2型飞机是1959年以来在大陆中国上空击落的第五架间谍飞机。
据这里得到的情报说，共产党中国去年说，1959年10月7日在华北上空击落RB57-D型飞机一架，1961年8月2日在华东上空击落RF-101型飞机一架，1961年11月6日在东北上空地击落P-2V型飞机一架，1962年9月9日在华东上空击落U-2型飞机一架。
这里的观察家们指出，最近的U-2型飞机事件将在共产党中国再度激起一次类似1962年的反美示威和集会。
叶棠棣这位“失落的黑猫”此前曾入大陆侦察9次，连续两年当选为“克难英雄”，是台湾空军的一位“王牌飞行员”，深受蒋氏父子的宠爱，是蒋家的座上客，出事两周前，蒋介石还接见了他。9月25日在渭河上空，就是他驾机从4个导弹营的“埋伏圈”逃出的。但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2系统”不足恃，他最终还是难逃从高空栽落的命运。国民党对这次U-2被击落一事，照样采取不承认主义，国民党空军总部宣布：“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矢口否认是被大陆空军击落的事实，并声称叶常棣已“壮烈成仁”。只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并没有瞒过世人的眼睛。
11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一篇题为《国民党空军：U-2和生日》的文章，不无幽默地把击落U-2和蒋介石的生日联系起来：“上星期，在蒋介石大元帅过了76岁生日的第二天，北京宣布已在大陆上空击落了另一架U-2飞机。”
而颇为巧合的是，击落U-2的中国空军导弹二营，成立时间是1958年12月26日，刚好是毛泽东生日那天。
战后，刘亚楼指示把“近快战法”向所有地空导弹部队推广，并把这一科研成果报到国家科委，后来在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上荣获科技一等奖。
在上报军委的《上饶战斗获得胜利的情况报告》上，刘亚楼还亲自加上一段精彩之论：
……为实行这种打法，导弹和制导雷达的性能都已达到了最低边缘，操作允许时间也达到了最小限度。这一切都再次生动地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则无论情况再复杂艰苦，敌人再狡猾阴险，都一定能对付，都一定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看后批示：“很好。”
东西方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此时的U-2飞机，在人们眼中，尤其是在政治家军事家眼中，却早已不是单纯的一架飞机了，它集中了人们复杂的心境与情绪，而成为一种象征物。海峡两岸和东西方的较量，围绕这种飞机事件延伸着。
“黑猫”叶棠棣折戟被俘，向大陆提供了更多有关“黑猫中队”的情报。国防科委十院负责修复了从敌机残骸中发现的12系统后，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参谋、电子专家田在津在通电试验中发现了该装置的破绽：它对雷达识别有个盲频率。田在津根据该系统的工作方式，设计了一个盲频开关电路（称假重复频率），在作战时，开天线首先用假重复频率，发现跟踪目标，发射导弹后，再转换开关，转换到真重复频率，这时敌机告警器即使发现制导雷达照射也来不及逃脱了。
为了检验这个大胆的创举，特地把12系统装在伊尔-28飞机上试飞。结果证明，在使用假重复频率时，12系统什么也不指示了。经空军首长批准，这个反电子预警项目迅速装备空军部队。不过半年，这套使用“假”频率追踪U-2飞机，而用“真”频率来制导导弹的电子对抗系统（被命名为反电子预警1号），便立下战功。刘亚楼笑称：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集中了刘亚楼和麾下将士智慧的“机动设伏”和“近快战法”，成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歼敌致胜的杀手锏。它是战术和技术的结合，是人的因素和兵器潜能的最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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