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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晚来香港一百年(B、C)

·B
　　
·鹅颈桥下“打小人”
 
　　“打小人”，旧中国的专利。
　　过去中国人恨谁，恨到牙根儿疼，一般都不会冲上去直接和对方理论，更不会像西方的热血爷们儿动不动就拔枪决斗，而是喜爱背后悄悄说这个人的坏话，往地上大口大口地啐吐沫，女人更甚，躲躲藏藏，弄个粗糙的步娃娃每天晚上往它身上扎针儿。
　　最早听说鹅颈桥下“打小人”是我到港后和一位画家朋友聊天，他说：香港的铜锣湾你知道吧？我说当然知道啦，那是香港著名的商业中心。画家就说：“鹅颈桥”就在“铜锣湾”的西南，很旧，一般内地人都不会专门去看。但是这个桥很有历史、有名堂——“历史”就是说很多年前，这里的小桥的确会横跨过一条弯曲如鹅颈的小河，因此“鹅颈桥”的名称美丽而明确；“名堂”嘛，就是指桥下有一种习俗，或者叫一种“戏法儿”——“打小人”。
　　香港也有“打小人”？还就在闹市区的附近？！
　　听完画家的话，我当时欣喜若狂：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如此古老的“文化”不是都保留至今？我问画家：“那生意现在可还火”？画家狂点头：哦，火着呢！不信你抽空去看看，好几位老太太，人称“神婆”，每天都搬个小木凳，按时上班一样地坐在鹅颈桥下，手边都放着一只掌了鞋钉的破高跟鞋，一旦有人请求，“神婆”就高举鞋锤，向垫在一块砖块儿上的象征着“小人”的“五鬼纸”劈里啪啦地猛打，一边打一边还嘴里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咒语，一串又一串：“打你个小人头，等你成事冇出头”；“打你个小人手，到你有钱唔识收”；“打你个小人肚，等你日日俾人告，厄运行到老”；打你个小人喉，等你呼吸唔畅顺，肺痨兼中风”……等到“小人”被打烂，“神婆”就随手请出一只纸做的“白虎”，让“白虎”咬住“小人”，然后“叼”到炭盆里一把火烧掉！
我不知道鹅颈桥下“打小人”究竟在香港保持了多久的时间，听画家说一些香港的后代，压根就不是在香港出生，但长大了以后也要回来特意搞这种名堂。上网一查，中国传统的“打小人”最早盛行于唐代，当时被称为“厌诅”或“厌胜”，每年的农历二月以及每个月的“收日”、“除日”、“破日”都是“打小人”的旺日。香港“打小人”最火爆的日子要属“惊蜇”，因为“惊蜇”以后，冬眠的动物不论好坏都会苏醒，白虎下山觅食，小人也常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口伤人，因此为了避免遭到“小人”的迫害或者来年遇上什么灾难，惊蛰之日“祭白虎、打小人”就已经成为传统，到了这一天，香港许多人都会争着钻到鹅颈桥下。
　　2005年3月6号，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七，又正好是“惊蜇”之日，我掐着手指头盼着盼着还是因为工作错过了精彩时刻，第二天只好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其他记者拍下的鹅颈桥下一幅幅烟火蒸腾的照片以及文字描述——今日正午时分，鹅颈桥下劈啪之声此起彼伏，十数位“神婆”在此摆摊设点代为“打小人”，而等待的市民也有上百人之多。每一个摆摊的婆婆面前，都放着一个神龛，所供不同，有红脸关公、白衣观音，也有本地人特信的黄大仙，连异邦的招财猫也有出现；另外少不了的装备还有一只香炉、一盆炭火、一对卜卦用的杯筊…… 但见事主落座，“打小人”的婆婆即开始在神龛前先敬上三柱香，然后询问客人要打的“小人”性别、姓名……
　　因为错过了“惊蜇”，我非常懊悔，也等不到来年，于是3月21日中午得空就一个人兴冲冲地往鹅颈桥赶去，坐在车上还拿出从网上下栽的“打小人”的《打油诗》提前预习：
　　拜观音，请来菩萨附真身
　　供神灵，借助法力超小人
　　验正身，以免胡乱打错人
　　旧鞋子，痛打小人添兴奋
　　……
　　到了现场，我已经料到一直神往的鹅颈桥往日的美丽肯定荡然无存，果然，几根巨大的桥拄支撑起一片百十来米的三角地，地面黑乎乎的（隔壁是菜市场），三位“神婆”正坐在桥下无所事事，一看就知道暂时没有生意。四下巡找，我真希望此刻一位满腹仇恨的事主能够赶快出现，几分钟后，一位职员模样的女人果然到来，不紧不慢地踱近一位“神婆”，蹲下，面无表情，小声地和老太太低语，我想那一定是她在向“神婆”报告着自己心中“小人”的名字，就忍不住想：这位仪表不俗的女人心中的“小人”可能是谁呢？给她“穿小鞋的上司”？“嫉妒成仇的同事”？骗取了她钱财的“前男友”？还是使她家庭破碎的“狐狸精二奶”？
　　正猜测着，“打小人”的“神婆”已经兴奋起来，照着垫在块砖上的“五鬼纸”一通猛打，不一会儿，“小人”被打烂，“神婆”又将“小人”提到神龛前放着的猪油桶，在生猪油上横扫了几下，这样让猪油堵住“小人”的口，从此就没法儿再到处乱咬人，然后才按部就班地点火，将本来就是虚拟的“小人”三甩两甩烧成了纸灰儿……
　　年轻女人看完了“神婆”为自己卖力除害，拉开手袋要往外掏钱，脸上还是来时的样子，没有任何表情。我来香港常驻，知道香港人活得不容易，年轻人为了工作、婚姻、家庭、房子、养老，早早地就得辛苦贮备，心理压力大，悲苦和愤恨都不能溢于言表。而自古中国民间就相信“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古老的鹅颈桥就给了香港人一个悄悄发泄的场所，让他们有地方舒展自己总是绷得紧紧的神经——这是不是就是香港如此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打小人”却可以一直保存至今的基础原因？
　　那天站在鹅颈桥下，我俨然是一个局外人。尽管袖手旁观看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也没打算盯住“事主”从钱包里究竟会往外掏多少钱，但内心还是有一种偷窥的感觉。幸好这时桥下另外两位一直闲着的“神婆”再一次向我拉生意：“唔该，你打唔打小人”？我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没有什么仇恨（即使有也不相信这种报复的方式），但是我还是转头扭身，反正是搞社调、看热闹，挑了一个“肥嘟嘟”的“神婆”就凑到了她的跟前，假装什么都不懂，问婆婆：“您在这里做么嘢呀（干什么）”？“肥嘟嘟”的“神婆”年龄大约在60岁以下，脸庞宽阔，皮光肉嫩，看上去生活水平不低，她说：“打小人”。我又问“打小人做么嘢”？“神婆”的脸开始变形，眼睛里原有的和善遇到了我这么一个四六不懂的内地人，问话又不好听，立刻就搅进了一些厌烦，一双大眼很吃惊地瞪着我，那劲头分明是在反问：不知道“做么嘢”你来干什么？她自己倒好像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尴尬地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继续向她“请教”，或许“神婆”真的没有想过现代人为什么要相信“打小人”？上百年的习俗，人们不需要追究“为什么”，何况她每天来到桥下，“打小人”已经是一种营生。
　　我不敢对望“肥嘟嘟”的眼，人家也懒得再搭理我。
　　多亏此时第三位“神婆”也坐不住，殷勤地从小木凳儿上欠起身子，招呼我上她那去，我就借故离开，转移到了第三个摊位，但还是心怀不轨，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打小人”的价格，就继续发问：“那您打一次要多少钱啊”？第三位“神婆”很痛快：“40文”（40块），说着就拉我蹲下，我本能地把身子往后退，尽量躲开她那满是纸屑也可能满是猪油的胖手，急忙说“不，不，等一会儿”，这位“神婆”以为我嫌她要的价钱太高，缓了缓，又拉我：“那打一个40文，你要是打3个呢，就100文吧”！
　　我知道这下我可有机会逃跑了——原来以为鹅颈桥下“打小人” 只是有点类似“做法事”，甚至挺“行而上”的一种游戏——现代人过着现代的日子，没事也可以翻出古老的习俗调侃地玩它一玩。可是最后一位“神婆”地道的叫卖，让我恍然大悟：“一个40，3个100”，这位“神婆”真不懂得“打小人”首先是一种“文化”？“文化”！薄利多销？又不是搓堆卖小菜？难怪刚才我看到的那位女职员，一身不俗的装扮，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内心或许也未必相信“打小人”真的管用，几十块钱掏出去了倒不必太心疼，只是“神婆”劈里啪啦地猛打数十下，她身边的“小人”就能被彻底地消灭干净，百分之百地不再出没于她的眼前或梦中？
 
“古墓”就在家门口
 
　　香港自1841年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很多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是无形的，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溶合，不能替代。
　　1993年，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我还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好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是，活着的时候一生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农历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柱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究竟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半岛的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它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原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他们之中看得出大部分人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通体金辉，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长老及数百名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里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根本不会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从小我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迹都要远离城市，绝不会出现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要走老半天，好家伙，怎么觉得路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的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穿过海底隧道、深入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靠在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到了，古墓在哪”？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窿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说在“分馆”的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就无心多听路人的话，更没兴趣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这时，已经等在那里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蓬，大蓬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倒是多少还长着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左手、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它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聊天，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地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无声地仿佛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淘气了想爬到“墓包”上来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当然这种事情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这趟来我们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这时才想起路人开始和我说的“李郑屋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博物馆分馆进去才能看得到，我就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重新回到大路，进入博物馆。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摆放着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炕、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 “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和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与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己的家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居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的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如果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在深水埗看到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重新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地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香港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社会“胎里带”的痕迹与舶来的“西洋景”杂陈一片，说句可能要伤人的话——“穿着西装戴瓜皮帽”，当地人也许并不觉得奇怪，我这个内地人的眼睛却极容易受刺激。
　　2006年是中国的狗年，“圣诞节”与“狗年运程”看上去一个极西方、一个极东方，本来彼此谁都和谁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香港，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总是会把人的目光拧到一块儿。比如香港人浑身上下最早就会被全球最新的科技产品所武装，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信命理——男女老少，有钱的、没钱的，有闲的、没闲的，好像认识一个算一个，给我留下的感觉差不多都是要迷信到固执。
　　我在香港居住了两年，每逢年底，发现香港的很多广场、酒店、商店、饭铺，干脆就说“满视野”，已经把圣诞节的装饰统统都摆挂了出来，花花绿绿的，弄得香港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另一种风光也到了时节——预测凶吉，预知未来，香港各路风水大师推算下一年运程的算命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这些书大多为黄色封皮，在书店、报摊，大小超市、甚至小卖铺、街头小市哪里都有出售。很多风水大师如李居明、林真、苏民峰、陈公盲、麦玲玲、吴佩孚、李丞责、宋韶光等等，多的一开始让内地人不知道谁更权威。
　　香港人相信科学，依赖科技，同时他们也接受命理玄学，掌相卦相。
　　我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地揣度香港人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没有文化。风水是什么，我不懂，听说也是一门科学。学术名称被这方面的专家叫作“地理勘舆学”，亦名“环境与形象的心理学”，在欧美很多大学都是可以拿学分的选修课程。
　　2005年还不到12月，我在香港街头到处看到“狗年运程”，真是非常好奇。因为自己属狗，也因为内地有朋友11月初就打来电话，托我帮她买一本06年的“狗年运程”，还点名说要李居明的，我就几次光顾报摊儿。到了月底，“李居明”还没有上市，这才知道这位大师在香港原来最有名气，他的书每年都是出的最晚，卖的却最火。等到转了年终于买到了一本《李居明狗年运程——十二生肖改运法》，急忙回家拜读，可是光封面上的很多内容，云山雾罩的，已经把我搞得满脑袋糨糊——“拆蛋专家挑战四大火毒灾星”、“高危爆炸骚乱位、日期公布”、“一线之差定港运十年政经好景”、“新秩序年抢年钱”、“‘大红袍’名气官运不倒翁”、“‘双飞熊’当时得令贵人富”、“‘后兜财’偏财补漏夺三财”……拗口得不行。除此以外，书的封面上还有四位真人的照片，大约是李大师认为和香港有关系的四个具有改变全球命运的人：“胡锦涛”、“曾荫权”、“布什”、“陈方安生”。这四个人，前三位内地人很熟悉，另一位“陈方安生”是谁？一个女人，香港回归后政府第一任未做期满的政务司司长，2007年新的特首选举，有人认为她很有可能成为曾荫权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不懂香港风水大师们所说“太岁”、“五行”、“八运”、“火毒”“凶吉”、“运程”究竟和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在书中都自称“中国传统的祁福文化”，这一点我能理解，如果从祝福之心来解释，这些大师们都是希望香港人年年远离灾祸、远离厄运，多平安、多发财、多幸福，很善良、也很中国。
　　曾经，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到港岛几条最黄金的大道比如湾仔道、骆克道和皇后大道，这些著名的商业地段目不暇给的霓虹灯广告中时不时地就会夹杂着另一类灯箱，白色的，夜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横排写着四个大大的黑字“禅玄命馆”，经营项目也介绍得详细：“掌相”“命理”“择日”“改名”“易数”“占卦”“阴阳”“风水”。开始我怀疑如此昂贵的商业地段，这样一间间的“算命公司”，日子可都过得下去？后来实在想闹个明白，也动心想请哪位大师给我的本命年算上一卦，有个礼拜日就让我老公（先我来港工作多年）陪着，摸到了湾仔的一家“禅玄命馆”。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一定要让先生陪着？还觉得是去“摸”？心里头不坦荡，总好像此行不大光明似的。结果敲开了这家其实就安身在住宅楼里的算命公司的门，大师不在，看家的一位先生说：“对不起，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大师不上班。不过，就是大师上了班，你要算命，也得提前预约”，说完就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那趟去没有见到大师，但也获得了不少信息：“星期不上班”、“提前预约”……基本上可以判断香港的风水行当看来市场还不小，大师们花得起昂贵的房租，而且星期日还不上班，生意一定不错。不过告辞前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尽然来了，也别白跑一趟，就先问问价钱”？于是充满虔诚地问：“如果求大师给我算一卦，要多少钱”？“看家的”很耐心，说：“那就要看你算什么了”？我说“随便，比如看看今年我的本命年要注意些什么”，对方就说“四、五百吧，具体的还要听大师的”。再往后，我待在人家的门口就实在没道理，拉了老公的手赶紧走人，心里头其实已经吓得够呛——“一般地算算都要四、五百？那么要是多加一些项目呢？比如什么特别的项目”？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以后也再没勇气二次登门。
　　 香港有些事，有时你越想，就越会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在香港却经常要把这句话倒过来使用——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来主持剪彩，全球其他几座“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也都派了亲善大使前来祝贺。仪式定在上午11点半，就在迪斯尼睡公主城堡的广场前庭。可是香港天文台预报9月12号那天有雨，而且是骤雨，香港政府和迪斯尼乐园当然都不喜欢老天爷这么不友好，假使那一天真的要下雨，露天仪式就不美满，有些记者也担心，事先就询问迪斯尼乐园会不会更改开园时间？可是迪斯尼乐园事物及销售部的一位负责人满有信心地告诉记者：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向一位风水大师请教过，那位大师说“9月12日不会下雨，开幕式没有问题”。为了证明他的信念有逻辑根据，这位先生还贡献了一些证据：过去我们乐园举行“土礼”（即破土动工）和城堡封顶仪式，都是找的这位大师，让大师给择的“好日子”，结果都很“准”。所以我们很尊敬也很信任这位风水大师。
　　我知道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正儿八经地从传真机上下载的通告，这个渠道是我们记者站每天在香港获取采访信息的主要依靠。那天的这份传真，发传人转述的是《明报》9月11日的一篇文章《迪斯尼花二万买天文台服务》。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在文中向媒体透露：迪斯尼乐园确实已经花出去了2万多的特殊服务费，购买了香港天文台从9月4日到13日的天气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天气情况，包括降雨和风势。
　　11号晚上我收到这份传真，满怀蹊跷。香港人是什么心理呀？一方面花钱买科学信息，另一方面，最相信的还是风水大师？不然怎么敢对媒体夸下海口，也没有更改开园日期——
　　“科学”与“风水”即将展开大战，最后“鹿死谁手”？
　　在这件事上究竟“科学”说了算，还是“风水大师”更厉害？
　　说句实话，当时我真有点“看戏”的感觉，这场明天就要上演的“大戏”，不管演好了还是演砸了，反正我都没掏钱买门票，当然与此同时，我心中也相当不安，因为12号那天，我也要去现场，要给家里做电视直播（CCTV—4的午间新闻），老天爷要是真的在12号中午兜头给来场大雨，咱在现场不也得成了落汤鸡？
　　12号一清早，闹钟6点钟就振聋发聩，我的脚刚一粘地，本能地就去拉窗帘，察看天公究竟是什么面孔。结果，当时香港的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太阳弩着劲儿，很明确地马上就要出来。按照要求，我们是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到迪斯尼乐园，出发了，后来坐在车上，我还和同事议论：“别看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可是香港的天气谁都说不准，此时也许晴空万里，彼时就可能大雨滂沱，而且一下就没个完”。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甚至开始的那点“免费看戏”的坏心眼儿都彻底落空了——12号上午，包括整个下午，老天爷对香港一直都扬着热情过分的笑脸，不仅一滴雨也没下，而且艳阳高照，日温31度，湿度70%，这样的好天气即使在香港的初秋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算服了，事情怎么会如此奇特？一位风水大师和一座天文台就那么较劲，各说各话，各有依据？“风水大师”莫不是真的通了什么神灵或施了什么魔法，他老人家的判断怎么就是一个字——“准”？！
　　2005年9月12日，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主题公园在香港隆重开张，开幕式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尽管组织者为了防止意外，还是给每一位到场的嘉宾事先都准备了一把雨伞，红色的，就放在露天会场好大一片白晃晃的塑料座椅上，但是人们那天谁都没有机会用它来遮雨，只是会后遮了太阳。我们媒体人，每个参加现场报道的也都可以凭着记者证领到一把伞，我也领了一把，现在还“供”在家中。以后每次遇到香港翻风落雨的日子，我都不忍心“请”出这把伞，老觉得那不是一把普通的红伞，是个纪念，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什么——尊重过科学，嘲笑过科学；提醒过我，但也仿佛“玩弄”过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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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药包”与“爱心大晒”

　　2005年12月13日，“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这是世界贸易组织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也是香港回归8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会议。
　　大约11月初，我在香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由于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很快就要在香港召开，香港酒店高档客房几乎被订购一空”，心头一喜，立刻有样东西兴奋地跳跃，觉得这可是条好新闻，提前为“部长级会议”捧捧场，家里肯定会感兴趣！于是请示了站长，站长也觉得不错，当即指示我马上跟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抓紧时间赶快采访。
　　我翻开了名片夹，找到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2005年元月为了制作十集《CAPE一周年》的专题片我曾经采访过他。结果打通了电话，总干事一如既往地客客气气，但是接下来一听采访是为了此事，立刻回答就变得磕磕绊绊：“采访？我现在人倒是就在香港，可是，这个事，怎么说呢……”，我说怎么不好说？“WTO部长级会议”过去一共才开过几次？第6次就选中了香港，这说明香港有能力、有信誉，也有响当当的国际地位，是好事儿啊！可是总干事很为难：“好事是好事，不过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以前的部长级会议开到哪，哪里就有麻烦，麻烦，你懂吧？弄不好还会引起极端事件，甚至流血出人命”！我迅速揣摩起总干事的真实意图，因为太突然，脑袋一时转不弯儿来。最后总干事见我总是不明白，干脆就打了个比方——“炸药包！对，香港人之所以不喜欢接这个会，你明白了吧？谁会愿意把炸药包往自己的怀里抱”？！
　　我实在没想到，“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对香港人来说怎么就成了一个“炸药包”？政府不是早就表态：热烈欢迎，全力以赴，一定会积极配合？
　　放下电话，我的判断一时失了方向，仔细研究了“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才知道：本次会议的主旨还是要继续保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势头，为2006年结束谈判奠定基础，大会涉及的核心议题是农业，也是全世界穷、富各国一直都在争议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圆满完成，未来十年人们可以为全球经济带来3000亿美元的年增长，也可以在2015年使全球贫穷人口减少约1.4亿。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好事”，世界“穷国”与“富国”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已经打得水火不相容。“西雅图”、“坎昆”两次会议都在这个问题上大获惨败。２００５年年底，会议如果要在香港再次召开，届时来自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的5800名代表、2167名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3000多名记者都要汇聚香港，香港酒店业赚几个小钱儿算什么？万一大会冲突再起，整个香港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市民到时候要陪上的经济损失也可能巨大！
　　得，我的新闻也别做了，“炸药包”的说法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转眼一个月，香港离WTO的日子越来越近，社会上的恐怖消息也越传越多，最后邻近开幕，头一天就有好几千人聚集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抗议。以后一连数日，反世贸组织的各国力量，尤其是韩国农民，还真的在香港开始了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阵势对我这个内地的记者来说，真是闻所有闻，见所未见！
　　“韩农”声称：世界贸易全球化，只会剥削农民的利益，令发达国家得益。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们头上绑着布带，拼命喊口号：“反对开放稻米进口”，“强烈抗议WTO”，有的人甚至抬着棺材出现在香港街头。13日下午，50名“韩农”抗议者突然跳进了香港的大海，当天香港的气温最高也就只有18度，海水冰冷，直升机在头上盘旋、救生艇在海面游弋，维多利亚港湾两岸围来了很多观看的人。
　　尽管，真的来到香港“闹事”的“韩农”对香港市民一再表示：他们此次在香港示威抗议，会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想给香港市民添麻烦”，但是为了确保“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香港警方还是调动了空前庞大的警力，除了防爆警察，9000名警察几乎倾巢出动，连还在警校受训的学生也都提前穿上了警服上街维持秩序——湾仔会展中心主会场的保卫工作自不待言，出入口“五步一站、十步一岗”可谓把守森严；会场外也安置了大批的“铁马”（围挡障碍），都用粗铁丝连结牢固。此外，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香港警方还在机场安排了配有重型枪械的警员戒备，海上更有“水警轮”和“飞虎队”的快艇，日夜不停地围着港岛来回巡逻。
　　12月12日，中新网转引了香港最新一期《紫荆》杂志的报道，这篇文章分析：在香港警方的眼中，此次保卫“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之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了1997年的回归庆典”。
　　由于警方在大街上对提前已经申请了的游行队伍不能使用武力，因此阻止示威抗议的人潮冲击大会主会场的主要手段就是喷洒胡椒粉剂，香港那几天几条相关的大街上到处都粘糊糊的，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人，还以为这是“愚人节”大家在搞什么恶作剧。然而随着抗议活动的一天天升级，香港的一些地区不得不开始戒严封锁，市民的正常生活果然被打乱，旅游受到影响，“个人游”几近“绝迹”，会场附近的银行、店铺、餐厅尤其如临灾难，有业者形容：“那几天的情况简直比SARS期间还要惨”，一家销售军用品的公司更表示：会议期间他们最好卖的货品谁都想不到，是头盔，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存货就都传媒搜购一空。
　　香港的传媒要“头盔”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记者上街采访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在“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也去过好几次湾仔，但是由于没有“头盔”，事先也没有被安排什么硬性的采访任务，就没必要也不敢靠得太近。而2005年12月13日，从大会开始到18号结束，香港的电视每天24小时都有街头实况转播，报章每天都有醒目标题，我天天看，天天看得心惊肉跳：《韩农示威队 扬言以死抗争》——《警方胡椒喷雾盾牌还击》——《韩农三步一叩　奇招感动市民》——《警队精英 人盾阵护会展》——《韩农预告世贸示威周六升级》——《水鬼队潜水员搜索湾仔渡轮码头一带》——《红隧封闭 港岛交通大乱》——《逾50条巴士线受影响》——《韩农图推翻警车不果》——《暴徒破防线 险闯入会展》——《催泪弹镇暴 港岛大瘫痪》……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我始料未及，我“始料未及”，香港人却是从“还没开始”就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这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当初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的“炸药包”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佩服：香港人到底精明，精明在务实，什么时候、什么事，心里都有一杆秤。尽管政府调动了一切保护手段，最后到底保证了“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的顺利开完，没有死人，也没有人自杀，但是香港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小，市民对WTO有所抱怨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了这场“胡椒大战”，我一直都在想内地的记者其实很少有机会遇到“动静”如此之大的国际事件，想过去我曾经给自己出过的那道难题——香港到底属什么？这个社会究竟是只什么动物？诶，答案此一时倒好像有了，宛若“出水芙蓉”——经济，一只美丽的“经济动物”。
　　香港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1997年回归后，照样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资本主义”是什么？不就是“商品社会”？一切关系都以“交换”为依托？“市场经济”概念大的能够罩住这里的整个天。这些在香港都是最基本的。我差点要为自己庆功，以为在这个科目中自己是独家上了一个新平台。可是转念再一想，不踏实呀，如果逢人就讲，我发现香港原来是只美丽的“经济动物”，那么“经济动物”讲究的是“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甚至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香港人是这样吗？如果香港人心里只有“唯利是图”一种颜色，那么这里的人就不是人，就没有政治觉悟、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爱心、更不懂得奉献为何物。
　　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想特别夸张地为香港说好话，但是香港人并非没有“爱心”，并非不懂得“奉献”。事实上如果有哪个世界组织在全球的范围内举办一场“爱心大赛”，香港的名次我想一定会很靠前。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无论是非洲干旱、东南亚海啸，还是内地的地震、火灾，九八抗洪、救助艾滋孤儿，以及遍布九州的“希望工程”等等，他们都伸出过大大的援手。
　　2006年元月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了一条消息，心头又有东西在“跳跃”，又觉得是抓住了一条好新闻，老天保佑，这回报道成功，新闻没有流产，节目后来播出了还引起了很大反响——“香港人为公益事业再行善举：‘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
　　 2006年1月8日，“香港公益金”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步行筹款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社会各工商机构、社团代表、影视明星以及很多市民都穿上了统一的运动服走出家门集体“化缘”。如果这样的集体“化缘”只是第一次或偶尔为之，我都不会感动，但是当我知道了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慈善行为香港人已经整整坚持了36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不能完全地无动于衷。
　　“香港公益金”是1968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募捐所得都要用于资助142个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再通过2260多个服务网点为香港的老人、伤残人士、儿童、青少年、问题家庭、精神病康复者、释囚、垂危病人等提供日常服务，每年的受惠人群多达 100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7。
　　2002年的“香港公益金”步行筹款，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及夫人董赵洪娉亲自主持了开步礼；2006年的活动，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以及夫人曾鲍笑薇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主持了开步仪式。整场集体“化缘”被香港人称为“爱心大晒”，起点是港岛东部的香港大球场，终点直达九龙，人们在寒风中要走完全部10公里的路程，时间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
　　“爱心大晒”？
　　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寓大慈大悲于嬉闹玩耍的名词，是从香港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中。2006年“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仅这一家公司，上街的员工和家属就热情到了上千人。为了给募捐者打气，公司在湾仔路段专门设立了中途食物站，管理层的经理还一个个都化身为“亲善大使”，站在路边，给参加步行筹款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分发热腾腾的食物……
不了解香港，内地人，比如从前的我，总以为香港人长年累月地就知道拼命工作、玩命挣钱，谁有闲功夫对周围的世界倾注爱心？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为了“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及捐赠，共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香港公益金”不仅每年都要组织类似“百万行”的大型筹款活动，而且不断开展的其他慈善募捐，平均每年也都在50次以上。
　　香港人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干。
　　但是他们有爱心，也知道“爱心”必须拥有实力。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香港市民几十年来一次次地“爱心大晒”，这种“胖子”可不是打一回、两回脸就能充得起。在香港，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支“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队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突发天灾、瘟疫，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管当地的灾后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都会立刻派人出发。对于内地的老少边穷之地，当香港人听说很多老年人就是因为没有钱做一次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导致失明，马上慷慨解囊，常年不断地出资在当地开展“复明工程”。一辆完全由私人赞助的“中华健康快车”从香港出发，不远千里，一直通到西藏，而西藏，直到今天，内地很多人还都没有去过，去过的，大部分也只顾得上自己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出来欣赏雪域高原的美丽风光。
　　一方面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另一方面，该出手的时候又非常慷慨。
　　香港这个社会，很多事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
 
“白加道”与“铁皮房”
 
　　长期以来，内地人一想到香港就觉得那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不错，中国改革开发之初，国家刚喊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很多人脑袋里就把“港资”当成了“外资”，算计着谁最有可能迅速来到内地投资办厂，第一批的期待就是香港富商。
　　香港有富人，尽管这些富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是富人之富，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大亨差；洋房、洋车享用不尽，美元、港纸花用不完。有人喜爱游艇，几百万、上千万地买下一艘不算稀奇，且不说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到大海上去尽情撒欢儿，就是平日找一片避风的海湾存放，每月的费用我一年的工资都挣不出。然而，香港也有穷人，这样的概念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非常明确地得出。香港的“穷人”与“富人”虽然生活得各不相干，但是“穷与富”在这里，那是一片复杂的天地，溶和着无情的现实主义和无限的抽象哲学——
　　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金字塔顶尖级的富豪一般都喜欢“深水湾”、“浅水湾”、“大浪湾”，那些地方到目前为止我可是还没捞着机会被人请去坐过客。
　　2005年4月，网络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了香港的“十大豪宅”，排名第一的就是“港岛大浪湾道10号”，当时市场估价7个亿……最后一名：“浅水湾道16号”，市值也在1.5亿港币以上。而“太平山顶”，那不仅是香港的一片旅游胜地，有“凌霄阁”、有著名的“杜莎夫人蜡相馆”，如果天气晴朗，游人站在“观景台”，仔细地往下张望，香港，包括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迷人日景或夜景就会尽收眼底，但是内地人未必都知道，这块风光无限好的山顶地带也是富人建造顶级“豪宅”的最热之地。
　　2005年11月1日，香港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样的报道《白加道美景洋房——与特首为邻》，文中提到的“白家道”就在山顶，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贾、领事、权贵们争相竞富与竞派儿的地方，即将招租的“白家道”2号总共拥有11座豪宅，最大的屋顶高度恰恰与香港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同处一条水平线。
　　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我说“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件事还真是真的”。我和先生议论的“那件事”就是“白家道”2号即将出租，因为11座豪宅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我先生供职的那间公司，两天前他就跟我悄悄地透露过这个消息，那口气简直骄傲的不行：“你猜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平方米700块！那11套房子面积一般都在400到470不等，谁要是住上一个月，房租起码要30万，还不算每月的管理费”！
　　老天爷，这样的房子老百姓想都别想，就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听了也得且嘬一阵子牙花子！
　　可是“这么高的房租有人愿意租吗？有人住得起吗”？记得当时我非常怀疑。
　　可先生听完一撇嘴：“哼，你还担心没人租？租不起？告诉你吧，现在早被租完了，一套也没剩，30万！这下我们公司可要创下香港豪宅月租的‘天价’”！
　　2005年11月之前，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还没有搬到礼宾府（特首官邸，当时尚在装修），还就住在“白家道”15号原来他任政务司司长时的宅子里，而同一条道上的3号住的是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再往前回忆：1999年有人买下“白家道”12号两层英式大宅，花了1.2亿；2000年有人买下22号，花了1.46亿；而2005年“白家道”2号11座豪宅，房主仅进行装修，基本投资就已经花出去了1亿多。
　　香港富人真富，住的房子莫非要追赶旧日皇朝的王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港富人富，即使个个都住“王府”，那里面的设施再羡煞凡人，于我，最多的意义也就是一次次地“望洋兴叹”；而来到香港，自从我知道了香港有穷人，穷人居住的条件怎么样？穷人的房子都在哪里？这一片平民的世界倒是更吸引我，更让我牵肠挂肚地想去寻找。
　　没有研究过香港的穷人，过去我完全不清楚香港有一种“出租公屋”的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政府考虑“真正有需要但又无力负担私人楼宇的家庭”，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出租房。截至到2003年年底，全香港大约还有210万人居住在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简易的“公屋”之内。那些成片的“公屋”叫“屋邨”。
　　2005年上半年，我把香港的东西南北刚刚大致搞了个明白，就开始琢磨着找朋友，请当地人带我去看看“公屋”，可是香港的“富人区”，那是美国的“比弗利山庄”，即使不开放，对游客也有吸引力；但“穷人区”就不一样了，怎么说也是香港的“家丑”，谁会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向导”？
　　没办法，我只有去求一位好心的大姐，这位大姐为人热情，善解人意，2003年SARS期间因为采访，我在陶大花园认识了她。听了我的请求，大姐先是一楞，说：没事你到香港去看穷人干嘛呀？但是想了一下很快就露出同情，知道我不是“嫉人有、笑人无”的轻薄之辈，我要去看穷人，是作为一个内地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真实的香港，就同意，答应带我去。这样有一天她陪着我先来到了九龙“牛头角下邨”二区，这个小区有7栋“公屋”，1967年建造，是标准的一片“屋邨”。
　　我走进“屋邨”，发现一座座“公屋”从外表上看起来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小二十层。再进“公屋”，感觉就是北京的“筒子楼”了，只是走廊更长、更宽，干干净净的，两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好心的大姐为了能让我进到“公屋”的住家里去看一看，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有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疾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到如今他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了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晒衣服都挤在这么一小块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大姐摇摇头，拉长了声音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木屋”、“铁皮屋”、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了，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X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理解吧？顾名思义，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白天在哪活动？
　　我们边走边说，已经来到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不侧身儿就能并排地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也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小伙子就照我的话去做，有一户人家开门了，显然是租客，不是房主。我进到里面，见到了“床房”，而且“床房”果然名不虚传，一间房子只见床面，不见地面。我问：“像这样的一套‘床房’一般月租要多少钱”？后面紧跟着就笑开了自己：眼前这种微型“小家”，哪里还能经得住我用“套”来形容？小伙子就也笑，但没忘了回答我，说：“800，您刚才进楼时没看到外面挂着的小广告”？我说：“800？就这样的‘床房’一个月还要800”？小伙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在香港，随便什么人要租一套功能齐全的住房，一个月怎么也得好几千！接着就在随后的解释中掺进去了一些评论和感慨：“‘床房’至少还是正经的房子，只是小。你们内地人其实很不懂我们香港，香港社会直到今天，好多人的生活，起码住房吧，还是很差”。
　　离开A座，小伙子问我：您累不累？要是不累，还想不想再到天台上去看看“铁皮房”？我说当然想，尽管当时我人已经很累，同时更担心身旁的大姐，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让她再跟着我爬那一层层一人宽的黑楼道？然而大姐此时立刻在我身旁出声：“嗨，爬楼算什么？香港人不是天天在爬，现在住在‘铁皮房’里的还都是些香港的老人呢，他们住在天台，不爬楼怎么回家”？我听了大姐的话，差点掉泪，说不清心里有几分感谢，还是突然卷进来了几分难过。于是呼哧带喘地我们又爬上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楼顶”在香港的说法里就是“天台”。
　　过去有些地产商，售楼时如果买家肯多花一些钱，就会将大厦最高一层的房子连同“天台”一同出售，这样买了“天台”的人往往就会在上面用木头、水泥板或者厚铁皮自己再盖简易房，这样的房子合法不合法我不知道，后来都被称为“铁皮房”，而且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即使不合法，我想出现在香港，老天爷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怪刚才刚到深水埗，我抬头看见一座座大厦的楼顶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犬牙交错的，原来那上面都是住家。
　　2005年我在深水埗南昌区的第一次“访贫问苦”，见到了“床房”，也见到了“铁皮房”。虽然天台的“铁皮房”并不是我曾经在画册上看到的旧香港那种一排排依山而建的“铁皮屋邨”，但是这类“铁皮房”条件也很差——高矮不同，形状各异，相同的只是夏天里面一律潮湿、闷热，冬天潮湿依旧，里面却一律冰冷——长期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如果犯了腰腿疼痛，可想而知，那时光该有多么难挨。
　　香港历来被人称作“动感之都”、“活力之都”，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区有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深水埗，很多“铁皮房”至今还依然有人在居住。这些人他们虽然身在香港，不少人也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但是“家”却只能在“天台”。尽管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把空调、电视机都装进“铁皮房”，但是第一次见识的我，真的钻到里面，人进去了，一脚在天，一脚在地，身子好像要被自己拆成两半……

“巴士阿叔”与“碧姐的故事”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见到了“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 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只不过还没等我找到它，一位快乐的香港人讲了一句话：“人要豁达，住‘铁皮房’怎么了？即使不得不住‘笼屋’，也有自己的快乐，走到大街上也会讲文明”，一下子就把我的思路给扳了道岔——
　　的确，穷与富，在物质的天平上完全可以秤得出斤兩，但是在精神上，天平就没法区分身份的贵贱轻重。
　　2004年我初到香港，记得在大街上走动，人群中不绝于耳地总有一种“唔该”、“唔该”的声音，开始我不懂得香港人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明白了“唔该”就是北京话里的“劳驾”，或者类似英文的excuse me，富人、穷人都会说。有好几次我亲眼见到人群过马路，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肩或踩了谁的脚，双方的表情都非常怪异，不是互相瞪眼、互相对骂，而是相反，立刻都会互道“sorry”，根本见不到有人为了这等小事冒火吵架，这种普遍的“街头文明”曾经让我感慨万端——
　　然而，2006年香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没有赶上网络时代，很可能就像秋天树上随便落下的一片枯叶，谁都不会在意，但是因为赶上了网络时代，麻烦就来了，就整出了一场风波——“巴士阿叔”，而且很快传遍香港，又很快落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一种尴尬境地。
　　我不是在第一时间听到香港出了“巴士阿叔”，但是一听说就赶快上网，这一上可“瞎眯”了——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原来在我印象中这个牢固的概念被动摇，动摇得内心好难过。当然作为一个内地人，我和纯粹的香港人在这件事上的反映肯定不会完全相同，说实话“看笑话儿”的心理还是有少少，但是“难过”为主，因为原有的信念顷刻之间遭到了颠覆——
　　2006年4月27日，深夜11时55分，事情的发生地点是在一辆由香港佐敦开往元朗的68X巴士车上，一名男青年不满前排座椅上的一位男中年，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作“巴士阿叔”的那个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因为声音巨大，满车人都受不了，尽管这位男青年起先自己也刚刚用完手机，但是还是对男中年忍无可忍，就轻轻拍了拍“巴士阿叔”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谁知道不“拍”，原本整个天下平安无事，一“拍”，故事就出来了，“巴士阿叔”火山爆发，转身就跪在座椅上开始大骂，先是说香港人有压力，“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之后连X你老母那样的港版“国骂”都一次次地往外狂喷，言辞清楚，污秽不堪。被骂的男青年最后招惹不起，不想与其一般见识了，就连连道歉，意思是说：得了吧，我投降，请您老人家赶快紧闭尊口！但是为时已晚，“巴士阿叔”的满腔怒火已经压抑不住，激动地一再说“没解决”，“没解决”。这件事情正好被同车的另一位乘客用手机录下，之后以vedio clip（视频短片）的方式贴到网上，还是时下全球最时髦、最火爆的You Tube.com网，于是香港最下层、最丑陋的一面迅速传开，那段片长5分59秒的真实录像点击率一路飚升，首月之内仅香港的点击次数就已经突破了500万次——香港这座文明城市立刻斯文扫地，一位“巴士阿叔”仿佛把全体香港人的脸都丢得精光！
　　2006年6月3日，距离“巴士阿叔”事件已经俩月有余，我到会展中心旧翼的1号演讲厅采访该年度“香港学生科学比赛”，12支选手的第三支队伍创造发明了一种保护环境、消灭蟑螂的新方法，学生们在台上演示他们的方法，分别把自己装扮成“发明家”和“蟑螂”以求生动。我听到“发明家”在台上故意问：“现在，在我们生活里，蟑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蟑螂”就摊开双手大叫：“没解决！没解决！”，搞得台下400多名学生，还有众多家长以及评委席上的专家都会意地大笑。为什么？自从“巴士阿叔”在公车上反复地讲出了“没解决”，“没解决”、“我有压力，你有压力”，这两句话以后就成为经典，人们只要有机会就用来互相调侃。开始的时候，大家说着玩玩儿也就作罢，但是香港人稍一冷静，脸上就挂不住，这样网上的帖子各种意见便潮水般涌来，有人举证说除了“巴士阿叔”，香港不文明的人和事其实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脱掉鞋子，脚臭难当；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管理人员上前劝阻，吸烟者不仅不听，还故意用烟喷人，报告了警察吧，警察竟说：“食烟好小事”。在一片议论声中，有的香港人开始揣摩“巴士阿叔”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他的“我有压力，你有压力”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情绪？
　　You Tube.com这张网，本来就是以“你自己广播”（ broadcast yourself）为特色，而“巴士阿叔”曝光以后，很多有尊严的香港人更站出来指出：“巴士阿叔”一个人，只属于个别现象，根本不能代表香港整体的文明水平。在这件事上“网络霸权”表现出极大的残酷性。有些人不懂或根本不顾“上网也需讲操守”，一些本身不太刺激的东西，被擅长“恶搞”的“网络暴民”发掘出来， 故意哗众取宠或出于某种商业目的，这些人和“巴士阿叔”的不文明行为相比更阴险，更不道德。于是质疑：“你认为那些在‘巴士阿叔’事件上‘加盐加醋’的人，有信息文明吗”？“将偷拍到别人的vedio clip任意地放到网上，是侵犯他人权利，还是路见不平”？“网络审判是否公平”？“政府是否应该立法管制网上散播消息”？等等。这些“质疑”后来我越看越发现香港人对“巴士阿叔”的真实心态：其中认为香港的公共道德问题“没解决”的固然有不少，但是因为此事心情压抑而产生了叛逆自卫的人好像更多——
　　2006年6月6号，那一天本是百年不遇的一个“666大顺”的好日子，我照例一上班就打开电脑，本想找点“乐子”让自己这一天都高兴。但是打开网页，第一条入眼的文章还是“巴士阿叔”，作者议论的题目《“巴士阿叔”的现象分析：冷眼看全城热话》，文中讲到：“……网络讨论互动性虽高，但却没有“理性”这元素……本来对社会不公平的事做出讨论和抒发意见，是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当由个人升级到社群，讨论变成声讨批斗，出现“起底”式裁判，身败名裂永不翻身，其所带来的伤害和惩罚是否已超过了当事人所犯的过失”？
　　香港人为什么看到“巴士阿叔”从“脸红”到“压抑”，很快就开始转向“理性”？“巴士阿叔”的人和事只有在香港一个社会存在吗？其他地方就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网上来看香港的笑话，他们自己身边就没有，甚至保证自己就不是“巴士阿叔”？
　　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完全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地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白加道”与“铁皮房”；现在又出了“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被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觉得很着急，好像站在泥水中，四下寻找也找不到一块可以垫脚的石头。
　　还记得前文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好心大姐吗，她也是香港人，也是香港最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内地人，全世界到处都在议论“巴士阿叔”，我却又想到了她，想到了这位大姐的“故事”怎么就没有被人去“偷拍”？没有被人去关注？如果有，如果“碧姐的故事”今天也能出现在互联网上，那么“地球人都知道”的传播效果肯定会给香港人挣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推出了一挡专门报道香港的固定节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个子栏目叫“香江人物”。栏目还没开播，台里就要求我们香港记者站的记者协助采访。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经访问过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但是节目播出后编辑打来长途对我说：“长江老师，以后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上像李先生这样的香港大亨或领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候就想起“好心大姐”，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香港淘大花园，上至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到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亲切地唤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后来还真的在“香江人物”里面播出，看过的人都很感动，而我因为曾经多次得到过“碧姐”的帮助并通过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灾难面前曾经表现出的怎样的团结和坚毅，所以“碧姐”早就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2003年SARS在香港淘大花园疯狂肆虐，当时“碧姐”已经搬离了“淘大”，但是她的肩头还担着一份香港观塘区议员助理的工作（并非官职，收入也很低微），办公室还在“淘大”。记得当时我采访“碧姐”，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那段日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电视每天都要报我们淘大花园今天又死了几个人，明天又死了几个……”，正是因为她心太软，看不了邻里谁家今天没了母亲、明天没了孩子，有的人家老少三代谁都没有逃过厄运，有的妇女怀着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就跟着妈妈一起“走了”，所以那时候别人都远离“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她却每天回来，给大家发口罩、消毒水，协助政府组织隔离，义务地帮助人们从早到晚处理没完没了的麻烦事。
　　我曾经问过“碧姐”：“那时候您还回淘大，就不怕传上SARS？要是万一给传上了，后果可……”？
　　“碧姐”说：“不怕，当时整个人都傻了，知道害怕我也顾不上，就想着别再死人，可别再死人……”
　　看不见的SARS病毒四处夺命，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淘大花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0多人，医院里还有更多的感染者。“碧姐”向我描述：当时谁家有人被送进了医院，好多家属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亲人去了，也只是把汤水补品远远地放在门外……但是我知道，就是在那种局面下，“碧姐”每天都往医院跑。开始她只是惦记着自己熟悉的人，在家里煲好了汤，给朋友送去。以后病房里不认识的病人左一个右一个地说：“明天能不能也给我送碗汤”？“碧姐”就有求必应，统统答应。为什么？她脑袋里总是在想：“今天这些感染了SARS的人说想喝汤，还能喝，明天说不定病情恶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为了这个念头，“碧姐”就天天煲、天天送，最多的时候，她告诉我曾经买过25只盛汤的保温桶……
　　“碧姐的故事”如果贴到网上，一定会把世界震翻，让世人对香港刮目相看！
　　不仅在SARS时期，常年以来，这位普通的香港人行走在社区，协助议员处理居民投诉，帮助邻里解决人们会遇到的诸如房屋维修、照顾老人、子女升学、婆媳纠纷等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除此以外，“义工”还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能够给社会多一点关心、多一点温暖，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碧姐”最心甘情愿的付出。1998年，从那一年开始，“碧姐”带领着她身边的香港众姐妹，先后到广东、贵州进行扶贫助学，让一千多位孤儿、单亲学生重新拾起了课本，而她本人这么多年来自己掏钱“养大”的孩子已经有6个……
　　2005年“禽流感”再次闹得香港上下不安，我再次采访“碧姐”，问她怕不怕天灾再来？“碧姐”说“不怕”，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在她的生命信条中有这样的一条：“人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只要懂得团结、友爱，就能相互鼓励着个个变得坚强”——
　　2003年SARS的威胁还没有完全退去，我在淘大花园难得地访问到了三户不幸的家庭，其中一户女儿曾经受到了感染，但是挺过来了；一户太太走了，留下了一个8个月的腹中男婴；还有一户人家，当时家里四口人，丈夫、保姆先后进了医院，儿子还小，只有几岁，但是这位妻子，当时我和她交谈，我发现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眼泪，就是她告诉我：“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眼泪最没用。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做事，能做什么马上就去做什么，这一条最能帮到自己，也有机会帮到别人……”
　　香港百余年来，数不清遇到过多少花样翻新的灾难与困难，各个时代肯定都有“碧姐”，各个时代我想也都少不了“巴士阿叔”。我对自己说：看来，要想把香港“整个明白”还真不容易——两年来我在这个社会已经走了不少路，走来走去，最后都仿佛注定要回到起点：香港依旧我行我素，依旧对我充满着陌生与诱惑，这使得我不得不经常自我鼓励：没关系，别着急，重头再来，重头再来！然而“重头再来”一个念头闪闪轻松，山外有山，连绵不断——云遮雾罩的沟壑与褶皱里，别说到处藏着太多的秘密等着我去一点点发现、一点点寻觅，其实就是安安静静地先把一个香港囫囵个地装在心里，能和别人说上个“八九不离十”，怕也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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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hzc 于2008-10-10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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