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趋势
——王宏甲慈溪纪行序
十多年前，我去意大利，意大利人把我当成日本人。
去年我去意大利，发现意大利人把日本人当成中国人。
我还发现，罗马商店里有会说中国话的意大利售货员。一问，因旅游或其他因素来此购物的中国人很多。这儿的商店也可以砍价了，据说是向在罗马经商的中国浙江人学的。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砍价砍到他们不能接受时，对方就冒出一句：“没门！”
这“没门”却是一句北京话。可见对罗马人产生影响的不只是浙商。今日欧洲有人把中国商人与善于经商的犹太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犹太商人更有实力，因为传统上的犹太商人是利用各国当地产品经商，而中国商人身后有一个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产品的中国故乡。
今天把越来越多的“MADE IN CHINA”放进各国市场去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里从老总到员工大多数人户籍是农民。中国加入WTO后，第一桩来自欧洲的反倾销，第一桩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这两桩反倾销中，出口产品数量最大的企业都在浙江慈溪。这两家民营企业奋起应诉并最终获胜。何以能胜？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首推浙江，浙江首推宁波，宁波又以其下属的慈溪为最，慈溪民营企业占99.9%。中国农民办企业已澎湃出相当令人惊佩的气象。我无力细述全国情况，这本书主要是对慈溪这一滴水作的“城乡调查”所写的。
30年前慈溪也穷人遍地，如今变成千万富翁和亿元富翁的不算稀罕了。在短时间内产生富翁群体，此处被认为是“中国之最”。比这水准低些的富人还有很多，他们一年的收入，政府公务员一辈子也赚不到。而慈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平均年薪七八万元，已是全国最高的之一。全市人均GDP，以及城镇和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均已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进入富裕阶段。
我不是不知道中国还有不少很穷困的地方。慈溪有什么优越条件吗？改革开放前农业人口高达90%，土地是围海造出来的“盐碱地”，连种粮都不宜，只能种棉。迄今企业老总读到大学的很少，有些只读过小学四年级。凭什么做出这些业绩？
慈溪只是个县级市，当地人口加外来务工人员共160万，2004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2005年突破1300亿元。如果在国内找个高水平的参照系，北京市海淀区是全国科技教育资源最优越，高技术产业最发达地区，人口300多万，并有全国最发达的北京服务业相配套，2004年工业总产值773.1亿元。
慈溪从事农业的人口已减少到10%，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承包制后分散的土地再度集中，建标准化农业基地，农民把做企业的经验迅速移植到土地上，发展订单农业，规模之巨已占农业的70%，且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新农村建设要做到“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慈溪除家庭固定电话之外，已经达到每百户居民有173部移动电话。不仅已经“乡乡能上网”，每百户家庭拥有48台电脑，近二分之一家庭能上网。农业产业协会建起自己的网络家园，发布各种市场信息，并通过网络组织远程供销，包括与海外联络订单。
那里不仅是超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新农民出现。在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建设，最本质的是要靠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新农民。没有新农民，不会有新农村。
种种奇迹中最惊心动魄的首推企业改制。初为集体企业改制，继而国有企业改制。接着，民营企业在开发欧美市场的过程中，从模仿制造向自主研发制造突进，必须使引进的科技和高级管理人才持有股份，否则无法持续发展，许多已经改成私有制的企业又向股份制转变，许多知识人才在那里迅速成为年收入几十万元的股东，这已昭示着民营私有制企业渴望做大做强必将再次发生改制的趋势。
由于技术和管理“两高”人才的加盟，这些企业技术升级换代速度之快，也非常惊人。当都市里的国有企业为一个项目反复论证时，人称“且论证呢”，慈溪民营企业的新产品已经出海远航。今天他们主要不是在国内市场争雌雄，而以广袤的欧美市场和阿拉伯世界为自己的主要市场，出口产品已达176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有10个省市自治区的自营出口总量排在这个县级市之后。
农村只有发展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服务业随之而兴，才谈得上在我国广袤的农业土壤上改变产业结构。今后我国仍有两亿农民将从农业土壤上转移出来，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为浩荡的产业大转移。由此产生的发展进步无疑将使我国民营经济不是“补充”，而是主流。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国有大型企业改制为多元股东公司。”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国企业正在全面与世界接轨。
这是一个大趋势。大城市里的国有事业单位也在进行或酝酿着相应的改制。各级政府公务员、司法人员、教师、军人、青年学生，我们将怎样来理解“民营”在中国前程中的远大意义？这里事实上存在一个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建设性迁变，许许多多人都将在这个大趋势中安置自己的精神和前程。
都说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这是对的。但不能忽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县域经济因民营经济勃兴，在体制改革上获得了一定的先进优势，由此带来的技术升级和现代管理均有相当卓越的创新发展。慈溪不是唯一的，全国百强县浙江占30，仅宁波大市范围，鄞州、余姚等区市与慈溪“头碰头，脚碰脚”，旗鼓相当。浙江全省农业人口已经较少到25%。
在欧洲历史上，先后发达起来的不只是罗马、巴黎和伦敦。罗马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即使巴黎和伦敦，也曾经是十几万人口的城镇，均在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一批中小城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新兴城镇的涌现是社会发展至为重要的发动机，它生产产品，营造市场，使整个经济体系繁荣起来。一大批沿海城镇正面对着千载难逢的城市升格良机，谁能说慈溪不可能成为威尼斯和米兰，宁波的前程更为远大。这些地方都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在全国已蔚为壮观。
他们不仅在强劲地带动周边，一定程度上也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影响力促进大城市的改革发展。这样的实践已经不光是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条成功之路。这里已昭示出，中国从农业社会向信息时代的新型社会迈进的一条大道。
发展需要资源，有人说能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也有人说知识资源更为重要。在慈溪，我看到老百姓最需要的是政策资源。近30年来，慈溪历届执政者在每个时期所做的工作，最突出的特征是追随民心，汲取民智，扶持民力，保障民利。既由此产生政策也用政策去扶持发展。我惊奇于他们一任一任的领导者到了这儿，似乎不知不觉就被输入此种工作系统，比较谦虚，很难跋扈，跟民间颇为和谐。
也许仍然是这片土地农民胼手胝足办企业，兴灭继绝闯市场的创新发展，如惊涛拍岸那样陶冶了他们的心灵气质？我不禁想，如果去赞扬他们个人的品格，莫如去探寻伴随着这片土地经济发展而生长起来的政治智慧。
这期间慈溪不是没有问题。民力踊跃，也可能毁于自身释放出来的能量。恶性竞争、假冒伪劣、水污染，高能耗等问题均出现。一大批富人涌现，贫富差距亦现。劳资关系成为社会格局中最重大的社会关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所有问题，慈溪都遇到了，且处在最前沿。我看到了：提高执政能力，确实是对执政者的挑战。而能够使土地承包后有如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发展出如同人民战争似的波澜壮阔的民营产业，这儿的执政者的努力，确然是这个家乡能由穷变富的重大因素。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各有不同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一个地方的执政者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策，透彻领会和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并能制定出与当地发展、百姓需求相适应的政策资源，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政策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个百姓。
慈溪并不是经济特区，但一任任的执政者们通过创造与时俱进的政策资源，使慈溪获得了先发优势。因之我看到政策资源是第一资源，是可以呼唤出、营造出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源的资源。
那里发生的许多真实故事，是我用梦想和虚构难以企及的。
数度欧洲之行我还得到一个收获：越发感到描述真人真事深具意义。在罗马、巴黎、圣彼得堡的凯旋门上，以雕刻的许多人物形象记载着当时的历史事件，均是真人真事。博物馆里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他们世世代代人气很旺的奋斗业绩。中国之辽阔，许多地方的人们为改变贫穷，发愤图强的努力，都是值得去记载、去描绘，去转化为艺术和文化形态的，都应该陈列在各自家乡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里，成为子孙后代创新生活的源泉。
30年间慈溪百万普通人创造了诸多奇迹，我也无法穷尽其丰富。但做一点是一点。或许我能刻画出慈溪新时代的一座“凯旋门”，或使有如一个小小展览馆，把我见闻所及的人物和事件刻画出来，陈列其中，供你走进来游目骋怀，励志怡心。
慈溪纪行之一
踏 破 贫 穷
题记：
没有苦难的民族是没有的，没有挫折的民族也是没有的，不能忘却的是奔腾着冲出低谷的奋斗。
第一章
芝麻开门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在缺资金、缺技术、缺经验，缺知识的困境中做企业，无疑是很难的事。慈溪农民做企业从做一个小零件开始，低门槛，易起步，一业兴，百工出……竟做出一个大气象。改革开放不到30年，他们走过了西方工业时代300年的路程，传统农村大步向城镇化迈进，其业绩活生生超越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经验，也超越了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储备。
1．初去慈溪
初去慈溪，文联主席孙群豪请我吃饭，席上有位女律师，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律系。席间有人告诉我，她年收入70多万元。
我看她约30来岁，不禁赞道：“你可真了不起啊！”
她说：“我算什么呀！他们才了不起呢！”
她指了指席上的两个人，他们都是村党支部书记。聊天中得知两位村支书先前都是做企业的，企业年产值都超过亿元。据说他们被任命当村支书是要他们去“做贡献”，其中一位说：“我已经做三年贡献了，现在该轮到别人去做贡献了。”
我问其中一位村支书：“你办的是什么企业？”
“造纸、造纸箱的。”
“一年能做多少产值？”
“有两个亿吧。”
“有那么多业务吗？”
“有的。慈溪这么多企业都要用包装纸，纸箱一年的用量也了不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慈溪还有好多家。”
他叫钱振兴。事后我了解到，慈溪共有296个村，其中143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像钱振兴这样身为某公司老总的人去担任。其好处是，这些人和他的企业已有一定经济实力，还能把做企业的经验运用到发展村经济和有关管理。
钱振兴又把话题引向在座的一位农民，说他年纯收入最少在1000万元以上。我看他大约40岁，再看，怎么都觉得他像个民工。席间大家都说了不少话，他是唯一没说一句话的人。就像在这儿还轮不到他说话似的。他姓刘，龙山镇岙村人。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是在“文革”时期上的学。后来在村里组织村民采石头，做村镇的修路等建设工程。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收入？”我问。
“那有的。”说这话时，他似乎还有些腼腆。
我已知这一带的人并不露富，他自己不否认，那就是有。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拿出笔来想记录，没想到我身边一位朋友说：“你记什么？这样的人慈溪到处都是，有啥可记的。”
“是吗？”我问。
“是的。”全桌的人都说。
我愣住了。
2.天涯海角盐碱地
这地方，到底有什么优势？
慈溪也称“三北”， 1954年上级政府将原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适合于种棉花的地方合并成今慈溪县。
这“三北之地”，多是千余年间围海造田造出来的。因常受海潮台风袭击，这儿自古就有治水活动。有记载的筑堰御海工程，始于北宋庆历七年余姚县令谢景初率民修筑御海大堤，历340年完成，全长80公里，这是慈溪历史上第一个经一代代子孙接力完成的浩大工程，称大古塘。早在北宋庆历年间，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为之撰写了《海堤记》。这谢景初与王安石都是青史留名的执政者。
御海造地工程并未就此结束，迄今已筑起了巍巍480公里的新旧海塘，664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从茫茫沧海围出来的。所谓唐涂宋地，海塘内的滩涂初时可以晒盐，又随着盐田的北移，先前的滩涂形成盐碱地，不宜种粮，但可以种棉花。1954年集“三北”而成的慈溪县，便是个连种粮都不适宜的农业县。工业为零。农民除了种地，没别的事可干。“三北”之称，在当时就是“艰苦贫穷”的代称。
慈溪北面全是围海围出来的土地，呈扇形向海面辐射，海岸线77.56公里全是滩涂，滩涂外是茫茫大海。在与大洋彼岸没有沟通的岁月，这里就是天涯海角。
慈溪以南，面对着绵延40多公里的翠屏山。慈溪的房子全是背向大海，面对大山，推门就见山。这里房屋的形象，就像以一种“生存的脊梁”来抵挡海上台风季节性的“访问”。
他们就在这大海与大山的框架中一心一意地种棉花。
到20世纪60年代，慈溪县只有拖拉机修配厂、拖拉机维修站、农具厂，以及小化肥、小水泥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五小工业”。1969年建起第一个国营棉纺厂。慈溪最大的企业——第二棉纺厂是县办大集体，1982年首期工程竣工。这些国营和县办大集体工业，在招工之初都深受全县万众瞩目和羡慕，但尚未走到真正的兴旺期，就遇到了许多新情况的挑战而走向亏损。
这些大抵是慈溪工农业至80年代初期的家底。
看不出有什么强于别处的优势。这个时期，许多迫于生活困顿想去打工的农民青年，在本县还无工可打，而是纷纷离乡到内地甚至到西北去打工。
这个时期，慈溪没有一个富人，有的是许许多多穷人。
这个时期，慈溪的领导者也在谨慎地思考，如何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市场经济”一词还远没有进入文件，也没有进入领导者的话语体系。
我深入这片土地，最想知道的一个谜一般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自身缺乏种种资源的困境中，究竟如何走出贫穷？
3.一个黄豆大的小零件
今天计算机在改变世界，互联网能在瞬间把大洋彼岸的消息传到你眼前。请别小看这个黄豆大的小零件，慈溪工业总产值做到一年一千多个亿，当初就是从这些小零件做起的。
若干慈溪的企业家们向我介绍了戎纪华。
“慈溪非国有企业纳税，第一个达到十万元的是戎纪华的企业，第一个达到百万元的也是他的企业。”他们说戎纪华是慈溪第一代的企业家，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榜样。
我于是访问了戎先生。
戎纪华生于1930年，2005年75岁了，白白净净的，我想象不出他就是被慈溪企业家们所格外敬重的企业家。
戎先生说他做企业其实没什么经验。他是慈溪洋山乡戎家村人，小学毕业后到江苏无锡去学做生意，那是在40年代中期，他当学徒的那个小百货店只有六七个人。50年代开始公私合营，他这个“外地人”就回到原籍。
戎纪华回到戎家村务农，人家叫他“白脚先生”，意为种田的外行。队里全劳力每天10个工分，他很努力，只进步到“9分工”就上不去了。一个全劳力做不到10分工，他说自己也觉得难为情。
1974年，队里酝酿让一些人搞副业来贴补生产队收入，戎纪华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之一，这年他44岁了。那时做生意并不在大家的考虑之内，做生意被称为“二盘商”、“投机倒把”。那时只有生产意识，在土地之外能生产什么呢？戎纪华脑子里的熟人和地方都有限，他想到了自己20多年前在那儿当过店铺学徒的无锡。
44岁的戎纪华决定去无锡碰碰运气，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机会。他穿上了家里最好的解放鞋，踩着家乡的土路，心里还在想，要是种一辈子地都拿不到10分工，到老了想起来心里也不舒服。做副业如果能挣到钱，是交给队里去记工分的。能不能通过做副业达到10分工？这就是戎纪华当年的理想。
带着这个理想，戎纪华非常努力。他生性脸皮薄，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脸红，但有个10分工的理想支撑，他能一次又一次鼓足勇气，反正出门在外，村里人也看不见。
终于联系到了一个国营厂家。毕竟他也练出说话的本领。对方看出戎纪华本分而且恳切，当然更因为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这时的戎纪华还没有产品，连推销员都不是，但你要学会推销自己。想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优势，清晰地讲出去，才可能让对方跟着你的思路动脑筋。这是个电度表厂，对方开始琢磨，如果这个集体厂试生产某个小零件能够合格，我们厂可以用低价购入，那就可以节省本厂的生产成本。不合格就算没这回事，做成了不是双方都有好处吗？对方同意试一试。
这个小零件就是电度表里的塑料数码字轮，这是个最简单的小零件了。戎纪华拿回来这个“项目”，就算工厂开工了，大伙儿的奋斗目标就是这个比黄豆大点儿的塑料小轮子。但是，就这个塑料小轮子，他们奋斗了将近一年还没有搞合格，大伙儿也就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一年后搞成功了。
1976年，他们所在的掌起公社决定把戎纪华所在的这个村办厂合并到社办厂，社办厂原有七八十人，合并后共一百多人。
小轮子搞成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无锡那个电度表厂用不了那么多小轮子，而一百多人的社办厂有不小的生产能力，生产出那么多塑料小轮子怎么办？
既然无锡那个厂会要，中国还有很多电度表厂，其他厂难道不会要？从1976年开始，戎纪华负责跑销售，一个人跑不过来，就带了7个人出去跑。如此，这个小轮子被销到全国许多电度表厂，1977年全厂有了8万元利润，1978年利润跃升到20万元，1979年再升到50万元，1980年达到近100万元！
就在1980年，戎纪华成为大家公推和公社任命的厂长。1981年这个社办厂迅速扩大到815人，年产值首次超过1500万元，利润458万元，据说竟是当时浙江全省社办企业第一。
1982年，掌起公社用该厂挣来的钱盖起了全县最大的一个影剧院，有1500个座位。当时慈溪县城最高的楼房只有四层，掌起影剧院的高度超过全县最高的楼房。这时，途经慈溪县的329国道两边还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所见都是低矮的建筑，掌起影剧院高高耸立，是十分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各公社干部和四方农民陆续来参观。事实上，掌起影剧院也确实是这个时期慈溪农民办企业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戎纪华凭什么走出来？用民间的话说：“靠搭车。”
你瞧，他的社办厂根本没有做电度表的能力，也没有销售渠道，但他们利用了国营厂家的生产能力，还利用了计划体制下的销售渠道，做个小零件依附在国企的产品上，这就是漂亮的“搭车”。在慈溪，我不断看到许多年产值已经做到几千万、几亿元的企业老总，几乎都是通过此种“搭车”起步的。善于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发展自己，恐怕是一种永不会过时的智慧。
此时，戎纪华这个厂男工月工资36元，女工24元，一半以上是女工。戎纪华的工资最高，每月60元。这60元交给生产队去记工分，戎纪华终于达到了每天10个工分。这是他多年来的夙愿。
由于他每天都有10工分，他是队里全年最高工分获得者，他感到相当扬眉吐气。1981年公社奖励了戎纪华5000元奖金，这笔钱至少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以上，戎纪华把这钱全部捐献给了公社的电视差转台。
1980年和1981年连续两年，戎纪华被安排在全县工业大会上发言。50岁的戎纪华说：“我真的没什么做企业的经验，我就是小时候当过几年店铺学徒。这次还不同，不是坐店，要去跑。这几年，我除了新疆、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其他各省市凡是有电度表厂的厂家，我都去了，这样我也带出了一帮徒弟。”
就靠做这个小轮子，做出这么大一片天地！确实让本县人大开眼界。此时慈溪最大的工厂还是国棉一厂，有1000多人，国家的政策也是向国营企业倾斜的。而戎纪华那个不足千人的社办厂，无论人员文化构成和工厂设备都远不如国棉一厂，经济效益却超过了国棉一厂。
“一支游击队，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正规军。”
人们都这么说，很兴奋。
4．低门槛，易起步
不仅仅是兴奋。许多人的头脑被打开了，思考了。
何谓思想？“田”字下面一个“心”谓“思”。我想，这“思”字必是伴随着农耕时代出现的，自古农民就在琢磨如何能在土地上创造利益。现在，不完全被土地束缚的农民在想什么？
渐渐，越来越多的慈溪人明白了：多少年拼命在土地上挖掘产量，但种地受到土地的限制，产量也是有限的。工业可不同，搞企业可以去开拓全国市场，这个天地就大了。善于跑销售的人，就是发展企业最重要的人才。你看，跑销售的戎纪华成了厂长。
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更新更能为前途开辟道路。
观念转变是历史性的。当政府文件还主要是强调生产意识的时候，慈溪去跋涉市场的农民的意识，已经从生产意识挺进到市场意识，并开始影响到慈溪政府领导者的意识。
戎纪华的道路，正是慈溪日后许许多多人跋涉的路。在戎纪华带出去跑销售的7人中，就有6人自己办企业成为老板；在他这个厂1981年的815人中，日后有近100人办企业成为老板。由一个企业裂变出几十、几百个企业，这只是慈溪日后汪洋大海般的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慈溪人总结出“四千四万精神”。起初我听不懂，他们告诉我，那是：
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
我以为这“四千四万精神”是值得形成一幅大型画作，或一组雕塑，陈列在博物馆或美术馆里供世代子孙瞻仰、遐思的。
戎纪华已经满头白发，毕竟75岁了。一个政府官员在这年龄也退休15年了。戎纪华的公司在分解出许多公司后，有点像强兵强将都被人带走了，诸葛亮带着一批人留守空城。这个比喻可能很不确切，但这批人拥护戎纪华。今天这个公司是戎纪华私人的，他仍在工作，仍是年纳税数百万元的纳税大户。
与他分手后我想，慈溪人该为戎纪华做一个塑像，掌起镇便可以做做这件事。将来中外人士到慈溪旅游、参观，看到戎纪华以及其他杰出者的雕像，一定会对慈溪这地方肃然起敬。
戎纪华的故事，在今天还有哪些借鉴意义？
我曾经听北京一位教授讲到他的家乡，他说他的家乡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家乡，人们说刘邦是沛县人，其实是沛县丰邑人，丰邑就是今天的丰县，江苏徐州丰县。
他说我们那里不是山区，是大平原，可是企业一直发展不起来，连开个饭馆都难。开个大点儿的饭馆，乡镇干部去吃，吃了就记账。干部调走了，那账也没人付了。我们那里交通方便，村村通公路。但企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经济很落后。
为什么企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在基础条件差的情况下，如何起步，是万难之首。不仅是农民难，那些想创业的大学毕业生，缺资金，能如何让理想飞翔？
何以这么难？许许多多人头脑里“产业”的印象，都有一个企业的、公司的并不简单的规模。想搞个什么产品，头脑里常常想的是个“整机”的形象，比如说电风扇吧，常考虑的是如何做个完整的电风扇。那要多少资本？单单打听注册资金，就能令人望而却步。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干过。在中西部农村，在东部，我都听过类似的故事：当地也有谁谁，原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再借些钱或者贷款办企业，产品做出来了，或者还没做出来，公司就死了。从此背债，或者人跑出去了，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日后又有人如此一试，也败了。于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村里不断有走出去打工的人，再没有办企业的人。
年年岁岁，草枯草荣，叶茂叶落。虽然村庄的路，从土路变成水泥路了。当初出生的婴儿长成小伙子、大姑娘了，也出去打工了。村庄在改革开放初，虽然也从土地承包中尝到喜悦和实惠，但此后就像悲伤地凝固在历史岁月中，依然贫穷复贫穷。
这样的地方，千难万难，最难的其实是难以起步，那就得不到锻炼和发展，农民自己也觉得自己落后，政府官员也说我们这地方缺资源，农民落后。三农问题仍然严峻。
但在慈溪，多么不同！
这里的农民何以能迈得开步？
不能不高看他们的低门槛。
这是个立于不败的起点。
在这里，成千成万的戎纪华以最低的成本踏进了产业。
那个“黄豆般大”的小产品，在1980年给家乡人打开的思路该值多少钱？直到今天，慈溪许多
涉足产品制造的农户，仍循着这样的原则起步，这个门槛儿很低，换一种主流说法就叫“可行性”。
我坐在慈溪那些没读到中学的农民企业家面前，心中着实充满惊讶和敬重。
5．在地里种茄子，在家里“种”零件
你能想象一个打火机能做到多大吗？
就这小小打火机，一个企业能做到年销售几亿元人民币！
一个打火机有20多个零件，大到气箱，小到一个比芝麻还小的螺丝钉。许多慈溪青年农民是从做这些小零件开始的。
戎纪华讲的那个“黄豆般大”的故事，好比给一个传奇揭秘。而打火机中一个比芝麻还小的螺丝钉，是不是也可以令我们想起阿拉伯民族那个“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的伟大神话！
请闭上眼睛，静心地凝听，是否听到有一种音乐，一种诗情画意，来了，来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这真的是当代慈溪农民打开金库的崭新传奇！我感到用文字来表达是不够的，需要音乐，需要画面，需要美丽的村姑村妇的形象，需要憨厚而智慧的村夫野老的形象，进入戏剧，进入影视，让我们的子孙像观看《阿里巴巴》那样醉心地欣赏。
许多民族梦想富裕的神话，都有关于遥远的地方藏着宝库的传说。慈溪农民走向产业不是最早的，改革初期的深圳特区就传来许多神话，许多慈溪人从戎纪华的故事中得到启发，没去无锡而去了深圳。不久，更近的温州也传来神话，慈溪农民又去温州取经。1983年9月，慈溪全县各乡镇普遍恢复人民政府，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民更获得了一个黄金季节。
掌起镇的农民企业，最初就是为广东和本省温州的一些先期发展起来的打火机厂家生产小零件。做着做着，到80年代末就开始生产整机。到今天，掌起镇生产整机的企业有20多家，为这20多家生产小零件的有100多家。还有更多算不上企业的农户，如裘家村、周家段村、柴家村、巴里村的家庭小作坊，几乎家家都有为打火机企业生产小小零件的。
那是一个怎样的生产概念？
现实中这样的农户太多，若升华为戏剧，你可以想象，董永与七仙女到城里去，投资1000元买个手压机，那手压机大约只有煤气灶那么大。拿着它，夫妻双双把家还。到家，把它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就可以生产小零件了。
在地里种茄子，在家里“种”零件。就这点变化，已经激动人心。这“种”零件可比种茄子收成快。一周半月之间，收成了成千上万的果实，就装在箱子里拉到打火机厂家去交货。如此夫妻二人，在农业之外投资两台手压机，年收入可达到10万元左右。看看如此生产不错，董永就加大投资，买个十台八台手压机雇人生产，渐渐就发展成董永公司了。
不仅生产打火机如此。生产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等，其生产结构莫不如此。由于大量的雇工，慈溪劳动力不够用了，外来打工者涌来。仅这个掌起镇，当地户籍人口4.6万，外来打工的注册人口达到4.2万。
整个慈溪市的户籍人口，在1997年12月12日，以在逍林镇卫生院诞生的一名女婴为慈溪市第100万个小公民，而外来打工的注册人口今已达到60万，来自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涉及28个少数民族。
在计划经济时代，哪个地方该有哪些工厂，有几个，都是有计划的。不可想象一个地方竟能有几十到几百家打火机企业、电风扇企业、电冰箱企业、轴承企业、纺织企业……在计划中，无论如何都会认为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即使今天，许多地方的人们也会觉得，一个地方挤着这么多同类企业，产品太多，东西怎么卖得出去，那不是要互相砸饭碗吗？
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农民走遍千山万水踩出的这条沟通八方市场的路，是如此地挑战我们许多人的观念。
从前我们说“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今天若不是亲眼所见，便不大容易想象，何谓有如人民战争似的民营产业。
接踵而至的变化是，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没有排放工业用水的设施，工业垃圾该怎么处理？运货的大型平板车怎么才能开进来呢？村庄要改造，道路要改造，家乡要变形象了。
不仅仅改变村庄。在村庄里“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肯定是不行的，刚进入90年代，慈溪最后一个乡经上级批准改镇，慈溪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乡的县级市，这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一个标志。这以后各镇一个个产业集聚区出现——这不是那种以圈占土地做房地产为目标的名不副实的工业园区，而是农村企业蓬勃发展后需要规范生产和生活秩序，需要谋求可持续发展，应运而生的产业集聚区。掌起镇工业集聚园区西起周家段路，东至松浦江，南从329国道向北延伸，距中横线为1000米。这是个一公里大的范围，简直就是在镇子外另建了一座产业新家园。
掌起镇还有被浙江省确定的“浙江省打火机工业园区”，与掌起镇工业集聚区隔河相望。这儿已是全国最大的塑壳打火机生产基地，2004年全镇打火机企业做到产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所有的工业集聚区，水、电、路、通信设施的建设，都有许多工可做。仅仅打火机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塑料、五金、电子、工业燃气、模具制造等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怕就怕观念的、体制的种种限制，普通人难以起步。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就这低门槛，易起步；一业兴，百工出……一旦成千成万的农民能起步，家乡出现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一系列变化，是农民几辈子都没有想到的。家乡日益变出城市的模样，家乡就这样长大了，宽阔了。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工促农，以工助农，订单农业出现，农业产业化渐成新的绿色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这样日益呈现的。
这个掌起镇还不是慈溪最发达的镇。慈溪工业产值超百亿元的镇有观海卫、周巷、宗汉、浒山等镇和街道。不错，人马多了，产品多了，国内市场也显得不够大了。慈溪农民就不只是走遍国内的千山万水，而是漂洋过海去开发国际市场了。
今天慈溪已是全球最大的塑壳打火机生产基地，全世界消费者使用的塑壳打火机，每10只中就有7只是慈溪人生产的。
别小看这打火机，从宁波北仑港运往世界各地的小小打火机，使美国、日本和欧盟等许多厂家结成企业联盟来应对。一次又一次针对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陆续出现，慈溪人因此不得不去打洋官司……这是后话。
再说，一副谁都见过的扑克牌，你能想象可以做到多大吗？
今日慈溪市已是全球最大的扑克牌生产基地。
慈溪第一个荣获的中国驰名商标，是慈溪著名的扑克牌生产企业“宁波三A集团”的“三A”商标。该集团老总叫景华南，熟悉他的人叫他“景老师”，因为他曾经当过一年的教师。我看着那扑克牌，无法想象，这张牌究竟是怎样打遍世界的呢？
这些，只是关于慈溪的一个掠影。
打火机和扑克牌，也都不是慈溪的支柱产业。
在戎纪华之后，就有更恢弘的故事撞击我们的视听。
回眸改革开放从农村破土，到今日致力于科学的和谐的发展，以建设新农村为重中之重，这无疑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空前的进步。这样的政策环境仍在，那些迄今还贫穷的地方以他乡他人的成功实践为镜，获得相同的繁荣发展，并非不可企及。还有一点，通往成功的路上并不是开满芬芳的玫瑰，许多农民创业者是用自己的不少失败，去一程程铺垫通往成功的路。
第二章
穷人有十八个明年
曾见人们津津乐道于“第一桶金”，穷人哪里去找“第一桶金”。在这一章里你将看到，他们多么艰难而顽强。在那里，我听到了一句最让我动心的话：穷人有十八个明年！这是许多穷人走过失败铸就的一句钢铁般坚强的话。这是说，失败了也还是个穷，怕什么，明年再来！
1.慈溪的五只羊
1955年是中国农历羊年，慈溪有5位都生于这个羊年的企业家被称为“慈溪五只羊”。你可以想见，这“五只羊”都不简单。我以为这五只羊都是值得家乡人雕塑出一组艺术形象的。
这“五只羊”的共同点还有：他们都在读到小学高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有“两只羊”继续读到了1974年高中毕业，这是他们中的最高学历。
拜访了“五只羊”，我不禁想，“文革”结束后，“老三届”那一代青年曾叱咤风云，这“五只羊”让我看到，“老三届”之后的一代青年，成就也相当斐然。
“五只羊”中月份最小的沈觉良，生于羊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阳历已是1956年2月1日。沈觉良读到三年级时，“文革”开始，但他此后总算坚持读完了小学六年级。
“三年级后，不要带书包了。把《毛主席语录》往口袋里一装，就上学去了。”沈觉良说。
都说这一代农村学生更没学到多少知识。但他们记住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还记住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以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毛主席的教导，在他们日后的艰苦创业中，是起作用的。
“五只羊”青少年时还有个共同点，就是穷。
他们中最穷，最曲折的大约也是沈觉良。在我们随便聊聊的过程中，沈觉良说着说着竟说得相当深入，最后竟给我谈了几个夜晚。
在那些夜晚，我再次感到，贫穷和苦难，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如果未被毁灭，艰难困苦就会成为一笔财富。沈觉良几乎被苦难吞没而终于未被吞没的经历，就是财富。他期望把他体验到的财富，送给那些在命运中拼搏的人们。
那些夜晚他走后，我想，文学可以记述下这些，一个民族公共的记忆。
2.我要读书
沈觉良生于慈溪崇寿镇傅家路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最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三个月伪保长，解放后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这个家庭背景，无疑加剧了沈觉良的艰难。
“妈妈在解放前夕嫁给了我爸爸。”沈觉良说他爸爸的前妻去世了，留下两个女儿，即他的两个姐姐。
“我的爸爸没有头脑，妈妈漂亮但没有文化。”
他说：我从记事起就记得妈妈的眼泪。爸爸什么也不管。队里干活，妇女是7分工，我妈妈是7分工，我爸只有6分工。虽然这里有人家给他压低工分的因素，但他确实也不会干。
沈觉良比哥哥小5岁，他读一年级时，他哥读到了六年级，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就让他哥辍学。沈觉良读到四年级那年夏天，妈妈突然得了脑膜炎，天要塌下来了！
多年来，妈妈白天在地里干活，夜晚用手工给人家缝衣裳，挣点钱贴补家用，才使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下去。妈妈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妈妈总算从生死关头走回来了。但由于治病，家里背上了1000多元的外债。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不知哪辈子还得清。
从此，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沈觉良都跟人去海边捉鱼虾，然后送到镇子里去卖。运气好能换回几毛钱。早上很早很早就去了，晚上11点才回到家，来去一趟将近30华里。
转眼间，沈觉良读完了六年级，还想读书。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家里的经济条件都限制了他的愿望。14岁，他去队里干活。队里给他评的工分是每天一分八厘，第二年增加到二分二。
从15岁开始，沈觉良给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业余捡垃圾。即利用农闲季节，早晚时间，捡垃圾是他的主要奋斗目标，所捡范围达到十多公里。他说，那时我也想，人家说我爸是坏蛋，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我不要做坏蛋，要做好人。
他牢牢记住的家教就是：
“人家打你不要还手，人家骂你不要还口。”
“人家坏，自有人家处罚他，不是你处罚他。”
他只有一个心思，我要钱，我要生存。
只守一点，不偷，不做坏事，半点坏事都不做。
可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前途在哪里呢？他说他16岁，心里充满了读书的渴望，就从捡的废报纸里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不懂的字，就查字典。渐渐就增长了一些知识，那是他生活中最有点光亮的事。
17岁时，他想还是该学点能拿来用的知识，学什么呢？他想，如果能当个乡村医生，给人治病，将能改变命运。于是下决心去买了一本《中医学基础》。后来，又放弃了。
沈觉良18岁了，身体也发育了。19岁那年，哥哥结婚，要分家了。此前，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一家人坐下来分家，爸爸跟了哥哥，妈妈跟沈觉良。沈觉良分到了137元债，哥哥分到400多元债。这是他们一家努力8年，还债8年，还剩下的债。
这一年，沈觉良捡垃圾还了50元债。同年生产队分红，沈觉良分到了18元。他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铝的小桶，这是1975年了。过了20岁，沈觉良觉得捡垃圾也不是人生一条路。这时有队办企业了，但人家也不能要他这个“四类子弟”。自己还有什么出路呢？
22岁那年，队里有个会做泥瓦工的农民到宁夏去做了包工头，沈觉良想，要是我能跟出去做个小工，也是出路。包工头答应过了年就带沈觉良出去。
过完年，沈觉良23岁了，明天就要上路了。突然生产队通知他：你不能走！沈觉良感到很委屈，1978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里已经没有再派“四类分子”的义务工，环境宽松了，我干吗还不能走？
队里给他的理由是：劳动力不能外流。
当时沈觉良如果不管不顾，拔腿就走，未必不行。但他仍牢牢记住自己不能乱走乱动，他把自己管住了，走不出去。
“我继续努力，同生产队搞好关系，同大队搞好关系。”他说他继续去海边捉鱼虾，捉来就给人家送去。
24岁这年，沈觉良终于走出去了。人生第一次离开家乡，坐了好远好远的车，他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马家滩的一个砖瓦厂打工。
3．自信心发育
到了那里，沈觉良发现包工队里有很多慈溪人。
沈觉良的工作是打泥坯。他说，过了一段时间，包工头让我兼管食堂的会计和包工队的统计。虽然是兼职的，但让我兼管，我感到太幸福了！总算有人看得起我，我尝到了做人的味道。
他还负责卖饭票，在自己睡觉的门口写道：你们有什么差错，不论我吃饭、睡觉，随时都可以找我对账。他对自己也要求颇严，上食堂打饭，师傅给他饭多点，菜多点，他不要。他觉得自己不能有半点私心。老板对他越来越看重。人家把我看成“二当家”了。钱，老板自己管，业务他管，其他杂事我给他管。
开始烧土窑了。这时候如果遇上天要下雨，就是最大的事。每个人都想把自己打的坯搬进窑里去，搬进去就是钱。被雨淋了，钱就没了。沈觉良担任总调度，他叫谁进，谁就进。
雷声在远天中响，工场里早就开了锅，乱哄哄的。众目睽睽，沈觉良感到责任重大。他站到一个台子上高声喊：“大家都不要吵，这样争，谁都没法进。我们讲个公理。我这里有个统计，按每个人砖坯数量的比例进。老的小的，外地的内地的，一视同仁。进谁的，大家都合力帮着进。我自己的最后进，大家看行不行？”
沈觉良得到了大家拥护。一个风风火火的有组织的场面出现。最后大雨落下来了，大家的砖坯基本都进到土窑了，沈觉良的砖坯被淋了。
“沈师傅太好了！”大家都这么说。
沈觉良在雨中看着他那些被淋成废品的砖坯，他奇妙地体验到了幸福。他说我感到我是个好人，我真的不是坏蛋。我在经济上吃亏了，但做人成功了！
夜里，躺在床上，他还在想，他开始发现自己有组织能力，感到做人不要自私，做事要公道，这很重要。
沈觉良的自信心在西部这个砖瓦厂里开始发育。他又特别想看书学习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开始烧窑。这时候他开始琢磨这土坯进去，为什么出来是砖，又为什么是青砖，为什么是红砖？技术是师傅的看家本领，关键的地方，人家不会轻易告诉你的。他于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找书，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他买到了一本《砖瓦烧结学》，他一步步走进去了，然后发现了一个令他几乎每天都感到激动的世界。他学到了许多知识。
他没有想到，他刚刚看过，琢磨过，头脑里的知识还相当活跃，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
这个砖瓦厂是为长庆油田的建设烧砖瓦，一个偶然的机缘，沈觉良被邀请吃饭，他没想到，“沈师傅大公无私”的名声竟也传到了油田中层领导那里。席间，他们赞扬沈觉良。
席间，也不知从什么话题开始，也许是沈觉良受到赞扬心里激动，他说你们油田，这么有钱的单位，为什么还烧这样的土窑，污染厉害，成本高，烧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是最好的，为什么不烧轮窑？
这话引起了对方兴趣，于是问他轮窑到底有哪些优势。
他就把自己刚从书本里看来新新鲜鲜的知识讲出来，土窑的成本，轮窑的成本，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速度和产量，一套一套如数家珍。没想到对方突然问：“你会不会搞轮窑？”
他愣住。也许是出于面子的缘故，他说：“我们慈溪第二砖瓦厂就是烧轮窑的。我懂点。”
“要是叫你办，你能办吗？”
沈觉良想，叫我办？我不是变成包工头了吗？包工头不是也有不少人在做吗？于是他说：“如果要办，也可以。”
对方说：“那好，你写一个可行性报告。”
沈觉良从未听说过什么叫可行性报告。他说：“我不会写报告。”
对方说：“画一个轮窑的草图，行吗？”
他说：“草图还可以。”
“那好。你10天之内把草图拿出来。我们来写报告。”
回到他住的小屋，沈觉良头都大了，这图纸怎么画，自己根本不会，几天后再说不行，这面子还往哪里放？
他突然想到，在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路上曾看到一个轮窑，那地方离这儿也就一百多里地吧，能不能到那儿去求助？他于是把这件事跟包工头合计，让包工头想办法去油田开出一张介绍信来，他就去那个轮窑厂想办法。
沈觉良拿着介绍信，第二天就动身了。
行百余里，果然看到了那个轮窑，是个监狱的砖瓦厂。沈觉良递上介绍信，说明油田想建个轮窑，前来取经，请求支持。对方很客气，对他也很友好。
沈觉良问有没有图纸。对方说有，去资料室抱出一套图纸。
沈觉良吓一跳！他本以为看看那张图纸，靠记忆记下关键的地方，回去画一张草图，大约差不多。没想到这一套图纸有这么多张，而且密密麻麻地标写着那么多数据，这怎么办呢？
“这图纸太好了！可不可以借我们参考，让我们那儿的同志也见识见识？10天之内保证送回来。”对方说：“可以。”
就这样，沈觉良抱着图纸回来了。接着，模仿那图纸，画了一套图纸。不到10天就交了。油田方面说：“沈师傅，你的效率真快！”沈觉良暗想：没准真有大事好干了！
可是，到年底，批下来了，一个80万元的项目，一年计划烧2800万块砖。80万元的项目，行政上、财务上当然有油田的人管理。但怎么建，怎么烧，怎么组织技术工人，这件事，图纸出自沈觉良，也由沈觉良来负责。
他从油田拿来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不能由沈觉良个人与油田签订，但可以由沈觉良选择一个组织来与油田签订，还可以组织200个工人来做工，路费全部由油田出。
一个项目80万元，在沈觉良看来是不得了的钱。这不是闹着玩的，单凭书本上看看就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沈觉良马上同慈溪第二砖瓦厂用电报、电话联系，约定第二砖瓦厂过了年后派技术人员来建窑，路费全报，工钱从优。第二砖瓦厂答复没问题。
这年冬天，沈觉良还乡，一路想着我要回报家乡的时候到了！
他早想好了，这个合同将交给自己村的党支书，由村这个“单位”来与油田签合同。从前包工头带20人出去，不得了。这次，我将回村招200个工！我要让家乡知道，我不是坏蛋，我是好人。
4．像一匹荒原狼
回到家乡，他把合同交到书记手里，书记太高兴了。
根据这张合同，村里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元。
“觉良啊！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书记说。
“现在思想也解放了，招工，你就在村里招吧！”书记说。
沈觉良马上变成了家乡的红人。他的家差不多要被乡亲们挤破了。
有人马上给沈觉良说亲来了。对方是一位村级领导的女儿，高中毕业。沈觉良也去相了亲，对方也很满意，并在双方大人的催促下，很快就定亲了。
但是，出问题了。
与沈觉良住同一屋的那位老乡，跟慈溪第二砖瓦厂的某领导是亲戚，他回来把沈觉良如何去那个监狱砖瓦厂弄来图纸的前后情况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的亲戚。这个砖瓦厂的领导于是觉得，沈觉良该把那张合同拿给我们砖瓦厂，由我们跟油田签合同才合适。
砖瓦厂向沈觉良提出：合同由我们来跟油田签订，建轮窑由我们承担技术保障；你想带哪些亲戚朋友，你说，其余的人由我们出；另外，我们可以给你3%的业务费。到了那边，技术上我们负责，业务上照样你管。
沈觉良却说，不行。合同已经交给村里了。
这下，沈觉良非常为难了。他想，自己得赶紧去找第一砖瓦厂。可是还没来得及去找，他先收到了一封西北拍来的电报，总共六个字：凶多吉少速来。
“我怎么办？”
沈觉良想到了未婚妻，觉得自己该去跟她说一声。沈觉良把整个情况都告诉她了。她又马上告诉了母亲。
姑娘的母亲说：你安安心心地去，想开点，我女儿就是要饭，也跟你！”
沈觉良眼泪掉下来了。
沈觉良仍然带着他买了想送人的那些水产、棉絮，只身一人赶去宁夏。果然不出所料，他一到那里就有人告诉他，已经有不止一家来竞争这个合同，有你们慈溪的，也有当地的。沈觉良是“四类分子”子弟，骗子，他根本就没有搞过轮窑……这些说法已经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了。
这时沈觉良感到，虽然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在1979年已经摘了，他家门上挂的那个“四类分子家庭”的牌子也摘掉了，但人家还是会拿那“历史”说事，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接着他还知道，这件事上级也知道了，80万资金批不下来了，油田领导也为此担着责任，颇尴尬。
沈觉良知道自己完蛋了。他觉得对不起油田那些曾经真心欣赏他的人们。他坐在西部的荒原上，觉得自己像一匹荒原狼。
他切实体验到了什么叫无颜见家乡父老，可是还不能不告诉家乡，村里人还等着出发呢！
不仅自己没面子了，父母、哥、姐的面子也被他丢了。
他打电话告诉了村里的书记，书记如同听到晴天霹雳。最后书记问他：“你欠那么多人的钱，怎么还？”
他说：“我只有一间老房子，给村里吧！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还！”
书记说：“你可得活着！”
5．浪迹天涯去找路
哥哥到宁夏来找他了。他想让哥哥在这里做工，别回去了。但他去找人求情，已经找不到一个做工的名额，就把自己尚存的那份工作让给了哥哥。
他对哥哥说：“你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在这里干。我要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我那里有朋友。”
实际上他去新疆举目无亲，他只是听说克拉玛依油田砖很紧张。反正已经没路，走走看。
在乌鲁木齐长途汽车站，他看到一对兄妹在哭，说是钱包被人偷了，没有路费了。一问，也是去克拉玛依的。沈觉良上去说：“别哭了，我给你们路费。”于是不仅出路费，一路上还管他们吃饭。其实，沈觉良此时靠用全国粮票换钱，他从家乡出来时，把全年的口粮换成了全国粮票。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到三毛四五。
去克拉玛依要坐整整一天的长途车，一位坐在沈觉良旁边的30多岁的乘客，对沈觉良的行为产生了好感，听说沈觉良是想去克拉玛依找砖瓦的业务，他说：“这样，到克拉玛依，我带你去找油田的副总经理。”
原来这人是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个小经理。沈觉良感到自己遇到贵人了！到了克拉玛依，对方真带沈觉良去见了油田副总。副总是这位部门经理的老领导，听了沈觉良路上的善行，也对沈觉良有好感。假如沈觉良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工做做，那没问题，但落魄后的沈觉良，此时想的是找一个工程，哪怕是小工程，还想拿回家乡去招工，也能挽回一点面子。
副总给他介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建设处让他找建设处处长……
处长听他说是谁介绍来的，热情接待。但要看他的介绍信时，他说：“被小偷偷了。”对方听了，对他说，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业务，等有机会，再找你吧！
从那座大楼出来，沈觉良望着乌鲁木齐高高的天空，知道自己又没有路了。
幸好还有粮票，再卖粮票换车费，返回宁夏。这时沈觉良想找个工程的理想破灭了。一路上打听哪里有包工队，有没有能打工的地方。
打听到宁夏石嘴山有个做砖瓦的包工队，他就背上背包找去。
包工头叫胡景田，也是慈溪人，认识沈觉良的父亲。
他说：“永宁县有个你的老乡，姓杨，劳改释放后跟一个包工队到那里干活，后来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你去那里看看？”
当日傍晚，沈觉良就上路了，连夜向永宁方向去。
“我又有路了。”踏着夜路，他就这样想。
他真找到了那人的家，沈觉良叫他杨师傅。
杨师傅说，我现在给生产队烧一个土窑，混一口饭吃。
沈觉良说，你让我也去干活，给我一个住的地方，有一口饭吃就行。杨师傅说，那你先把200块房租费交了。沈觉良说，我一定交。但现在他一年的粮票都快花光了，确实没有钱了。他出去把剩下的粮票换成了半只羊，拿回来跟师傅全家人一起吃吃，算是一个表示。师傅家有五个孩子，都不是他生的。
沈觉良开始帮师傅干活。半个月后，有两个外县做生意的人来请杨师傅去烧砖瓦，说他们那里现在日子好点了，很多人想盖房，但没有人会烧砖瓦，他们想投点钱烧砖瓦。师傅说，我这里走不开。沈觉良听见，马上出去把师傅叫进屋来说：您答应下来，我可以去管啊！师傅说：你会？沈说：没问题！
“我考虑考虑。”
“别考虑了，您答应下来。”
师傅就跟沈觉良谈条件了，说：“我有个闺女，是‘写’给我的。我不打算回老家了，这个闺女就给你了，将来你们一起回家。“
他想：我家乡还有一个哪怕要饭都跟我的未婚妻，我怎么可以在外边带一个回去呢？
他于是跟师傅说明了情况：“什么事都可以，这事不行。”
6．穷途末路
师傅总算同意接下那两人投资烧砖瓦的活。
两个投资老板和杨师傅把沈觉良带到同心县城关镇城北村一个周老板那里，因为要用他的地烧窑。
于是送来了300斤大米，来了8个小工，这就开始打泥坯。这8个小工很穷很穷，出来打工连棉被都没有，有饭吃就很满意了。沈觉良好歹还没有穷到连被子都没有，他算是遇见了天下还有比自己穷的人。
他把这8个穷到没法再穷的小工团结起来，在沟里先挖一个洞，铺垫上草，就算有了一个栖身的窝。沈觉良的一被一褥，现在变成了公共被褥。
接着开始建窑。沈觉良带着小工自己动手干起来。要开始盘窑了，这是最关键的技术。直径10米的窑，盘窑盘到顶部只有一公尺半了，安然无恙，沈觉良感到最大的难度已经过去，胜利在望了。这时，杨师傅带着两个投资老板来了。一看就说：“这个窑马上就要倒下来了！”
杨师傅指点着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两个老板一听跳起来，说：“我们都叫你过来，你为什么不过来？”
杨师傅说：“小沈说他搞过的，我上了小沈的当了。”
两个老板说：“那现在怎么办？”
杨师傅说：“只好我来补救，叫小沈回去。”
沈觉良说：“不可能，这窑根本不可能塌下来。”
但是杨师傅说：“马上就要塌了，你还说不可能。那就让它塌下来再说？”两个老板说：“不能塌，赶紧救！”
老板说：“不要争了，小沈走，这两个月该给他多少工钱？”
杨师傅说：“他把事情做成这样，还给什么工钱，让他回去算了。”
沈觉良没想到自己口口声声叫他师傅的这个人，这个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人，怎么会这样！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沈觉良再也说不出什么，去洞穴中卷好铺盖，马上就走了。
这时，他身上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两粮票。今夜到哪里去？下一顿饭在哪里吃？他感到什么路都走完了，脚下的路就是尽头了。
死。他考虑到死的问题了。
火车的汽笛声在远方鸣叫着……卧轨死，还是怎么死？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他想到了还欠村里人不少钱……我对不起他们。想到了妈妈，妈妈多么爱两个儿子，一直觉得对不起儿子……去年，家里来了那么多人，争着要送100块钱来好跟觉良出去做工，妈妈多么高兴，一辈子都没有那么笑过。可是，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妈妈已经老了，独自在家担当着儿子声名扫地的处境，独自在家守望着儿子的消息……总得给妈妈写封信吧！
他坐在路边，掏出了笔和本子，他竟开始给妈妈写遗书。他写得痛哭失声。他说他对不起妈妈，期望妈妈最后原谅他这一次吧！
写完了，也没有钱买邮票。但是他想好了，把衣服卖了，把信寄回家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有一个问题，不能死在这个姓杨的眼前，要死到远方去。
他忽然想起，还该去给周老板道个别。
周老板一眼就看出他神情不对。
“他们给你多少工钱？”周老板问。
他如实说了。
周老板拍案而起：“不行，你不能走！”
“不走咋办？”
周老板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没赚到钱不会回家的，就说：
“你就住我这里，我给你一个骡子车，你晚上到县城去挖大粪，白天晒干了，卖。”
“我不干。”
“怕臭？”
“不是臭不臭的问题。”
“我再给你介绍一条路，我有个烧窑的朋友，你给他烧火去，一天6块钱。”
“我也不去。”
“你东不去，西不去，到底想干什么？”周老板火了。
“你真的想帮我，那就给我一把锹，十吨煤，每天一车水。我就在你的地里烧窑，我要烧给大家看看，我是不是骗子？”
“就你一个人，你想烧窑？”
“对，我一个人，我要烧窑。你要真想帮我，我做给你看！”
周老板见沈觉良抱定这样一个决心，就答应让他试试。于是沈觉良又有了一条路。
7．西部姑娘眼中的英雄
这个城北村没水，相距一公里半的县城里有地下水。沈觉良每天去城里拉一车水，回来打泥坯。窑怎么建？也许几千年前还是几万年前这里发过大水，周老板的土地上留下了几十米深的大沟，沈觉良就从沟里往黄土高坡上挖窑。
西部的月光是很明亮的，他望着月亮的起落圆缺计时。大约每天挖到11点左右，他收工做饭。做出饼子，撒几颗盐，放在脸盆里烧熟了，第二天要吃一天。然后就在他挖的洞里睡觉。
天明即起，接着干，饿了咬几口饼子，渴了喝点水。
唯一的菜是周老板的大媳妇每个礼拜送来一次腌韭菜，放在一个盘子里，能省着吃几天，然后就盼着她再次出现，并一辈子都对周老板的大媳妇心怀感激。
他卖掉一件衣服得了6块钱，每个月到县城吃一碗羊肉泡馍，一块钱一碗。“太好吃了！直到现在，那味道还在！”
6个月用了6块钱，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节省的半年。
到9月中旬，沈觉良做出一万多块泥坯，快可以装窑了。
周老板来找沈觉良说：“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老杨给我说，他打算用三分钱一块坯的价把你的泥坯都买下来，现在泥坯的价格都是一分钱一块，我看这事可以。”
“不可以！他就是一块钱一块坯，我也不卖。”
“你一个人，这窑咋烧啊？卖给他，你也挣点钱。”
“我现在不是为钱干活，我要证明我的人格！”
到该拉煤的时候了，沈觉良去找周老板。周老板又跟沈觉良说，老杨又来说可以用五分钱一块坯的价格买你的坯。他也跟我儿子说，一个人烧不成的，我们再给你煤是白浪费的。我儿子也跟我说烧不成我们会让人笑话的。
沈觉良扑通一声对周老板跪下：“我要是失败了，没东西赔偿你，只能跪谢你！你送佛送到西天。不管怎样，你要帮这个忙。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出来。这个忙，对你不算什么，对我不是钱的问题。”
周老板站起来：“兄弟，起来。拉煤！”
周老板亲自把煤拉来了，把烧窑需要的水也拉来了。
沈觉良对我说：“烧窑真不是一个人做的事，但我真的是一个人做的。”
怕再冒出变故，怕有人来破坏，沈觉良睡在砖窑边一个小窑洞里，身上随时带着刀，精神高度紧张，头发贼长，肤色被西部的阳光晒得棕红棕红的，差不多像个野人。
点火了，他一个人，面对着他自己制造的一个火把跪下去，就像远古的祖先那样进行着一个仪式。当他的头颅磕到黄土地的时候，心中升起的是妈妈的形象，美丽而慈祥。他在心中祈祷：妈妈，我不死了，我要回家！妈妈，保佑我吧！我要成功，我不能失败！
他把火把扔进了引火的干柴，干柴燃着了煤，红红火火地烧起来了。整天整夜，他就守着那火，自己看不见的脸已经被煤炭弄成怎样的形象，月下荒野里，他一个人在火光中跳上跳下的身影，像一个真正的野人。
到第二天深夜，他已40个小时没合眼了，真想闭一下眼睛。他看看火烧得很顺利，砖已经烧白了，就闭了一下眼睛。忽然他听到有人说：“火没了！”他一睁眼，四下里无人，但看到砖变红了，顿时浑身是汗。这是退火了，不得了的事情，立刻加火！他再不敢闭眼睛了，就把平日当菜的小辣椒放到嘴里嚼，嘴麻木了，就掰开小辣椒直接用来擦眼睛……你还想睡不，还想睡不，你想睡，我就惩罚你！就这样，仿佛一个人变出两个人。有一个沈觉良监督着、惩罚着另一个沈觉良。
整整四天三夜，他盯着火时只能坐坐，不能靠。四天三夜烧下来了，可以封窑了，他把窑门封上。做完了这些，还只是做完了一半多点。接着就要给窑顶浇水，让温度降下来。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项工作跟烧火一样要随时光顾着，像添火那样添水，疏忽了也会导致失败。烧火连浇水，总共七天六夜。
第七天下午，周老板来看他，已认不出这个满脸黑不溜秋眼睛又红又肿的人了。他对周老板说什么，周老板只觉得他说话口齿不灵了。他一直忙到黄昏停火，对周老板说了句：好了，我歇会儿，就睡着了。
沈觉良不知道周老板怎么把他弄回到家里的一张床铺上，不知道自己整整睡了两天两夜，不知道周老板的女儿如何用了两盆水才把他的脸洗干净，而那个缺水的地方用两盆水洗一张脸，据说是创纪录的。
醒来的沈觉良还没看到砖烧成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但发现枕边有一束花瓣儿只有小米粒那么大的野花，散发着近乎忧伤的香气。他顾不上花，只急着问：“砖，怎么样？”
周老板说：“没开窑，等你去开呢！”
“走！”沈觉良跳起来。
但他醒来时正是夜晚，周老板说，明天吧！
第二天一早，周老板和儿女、媳妇都跟沈觉良一起去看开窑。
窑开了，青砖！漂漂亮亮的青砖！
成功了！荒凉的土地上出现了欢呼，男人和女人们的欢呼！
沈觉良泪流满面，他深深地感谢周老板一家都来参加这个开窑，与他分享了这个场面。多年后沈觉良想，整整七天六夜，一个人烧了一窑砖，大约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他说：“我估计世上没有。”
当年沈觉良凭什么干成这事呢？是凭体力吗？
那种促使他能干成的东西，就叫精神。
周老板亲自把他的青砖拉到县城去推销。拿来钱，沈觉良就给周老板结算。他用了周老板支付的水和煤的钱，每个月还吃了90斤面粉，周家人都觉得奇怪，一个人一个月怎么能吃进去90斤面粉呢，但他确实吃进去了。周老板不要沈觉良还账。但沈觉良坚持要还，周老板理解这个汉子，就收下了。
沈觉良说：人生有人这样帮助你，没有想你的回报，周老板对我，就是这样的。他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恩人！
那天，周老板杀了羊，给沈觉良庆祝一下。那个难忘的西北之夜，当庆祝的晚宴结束之后，当周老板的一位女婿单独与沈觉良在一起时，突然与沈觉良谈一件事，他说，如果周家把最好的女儿嫁给你，你是否愿意！
沈觉良一惊，这一惊不是害怕，而是不无震撼！他不清楚这是周老板的意思，还是这位女婿的意思？或者是那姑娘的意思？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周老板如今是这片土地上最富有的人。沈觉良感觉他的女儿一个个都很有样子，像公主。按当地回民的习俗，女子一般是不嫁汉人的。周家女婿告诉他，姑娘愿意。
周家人看得起他这个汉人！目睹沈觉良在他们的土地上一个人做成这件事，吃了那么多苦，那么顽强，就是自认为最能吃苦的回民也没人能做到。开窑那天，周老板的女儿们看到的不仅是吃苦，还看到聪明，在回族男人和女人的眼里，这个汉人是有英雄气概的！
“你怎么样？”周家女婿问。
这几乎是一种挑战。周老板是自己的恩人，如果不是家有未婚妻，自己人生走到这一步，这个跨民族婚姻也是很美妙的。但是，沈觉良只能如实相告，他说我家乡有一位“哪怕是要饭都跟我的未婚妻”，那也恩重如山啊！
周家女婿问：“是吗？”
沈觉良说：“是。”
周家女婿于是说：“我们全家，祝你们幸福！”
这时已经是11月了，西北风呼啸，沈觉良打算回家了。
周老板说，你还剩那些钱，带回去也还不了债，不要带回去了，这里有恐龙的骨头，一颗牙齿有人头大，牙根一米多长。这里很便宜，你买回去，到你们老家卖给药店，能赚到十倍的钱。
周老板擅长此道，沈觉良照办。
8．火热的心撞到冰山上
沈觉良带着“龙骨”回到了家乡。
这是1981年11月下旬。到家的第二天，要债的就上门来了。沈觉良很惭愧，但也只能说，我现在做生意，东西（龙骨）在这里，卖掉就还你们。
送走了要债的乡亲，沈觉良第一件事就想去见未婚妻。一路上他怕遇见人，绕着走。终于走到未婚妻的家门口了，这时他的心中升起了自豪，是的，过去这300多天，他觉得自己还是走得无悔无愧的，觉得自己做了相当对得起未婚妻的事情。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了未婚妻的家。
没想到只有丈母娘见他，未婚妻不出来见他。
他感觉不对。于是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这一年的遭遇。他发现丈母娘听得没有耐心，毫不关心。他于是还讲了那个杨师傅想把女儿嫁给他，而他不愿意的事……丈母娘忽然说：“你错了。有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
“我怎么能呢？我已经定亲了。”
丈母娘说：“你在那里该要下来。”
他听傻了。他对家乡未婚妻一直深怀着的火热的心，现在撞到了冰山上！
他站起来告辞。
这门亲事就这样结束了。
他想，我不就是一个穷吗？穷了就想钱钱钱，除了钱，还有什么？世态炎凉，人情太薄了。我们汉人还真不如人家回民。
自此，他一心一意想把“龙骨”卖了还债。什么也不能欠人的。
他认识街坊上一个中药店的老人，把“龙骨”拿去请教。
老人一看，就说：“这东西好啊！我带你去卖！”
拿到慈溪医药公司管收购的人那里，对方一看也说好！当下就卖了800多元。沈觉良太高兴了，“这么好的利润，不是还可以干吗！”他马上拿了样品跑宁波、宁海、余姚等地的医药公司去推销，人家一下子就订了500多公斤的货。沈觉良决定立刻返回宁夏去再弄一批货。
可是他架不住人家来讨债，还了一部分债，又是穷光蛋了。哪有钱再去西北进货？1981年村里已经有不少人自己生产袜子，手套，看看不错，质量很次，洗几水就不行了。东西积压着，卖不出去。沈觉良就去找他们说，我要了，推销到西北去，等我回来就给你们钱。马上要过年了，我要回来过年的。这时的沈觉良在乡亲眼里没有多大信任度，但那时的推销经营，都是先把货推销出去再付钱的。积压着也是积压，沈觉良答应买去，保证不退货，这也挺好。
于是沈觉良弄了一批货，发到西安。在西安马上推销给小商品市场的批发商，以低于进价一半的价格就卖掉了，比如进价一块钱的，他五毛钱就出手。做亏本生意，目的是用货低价换现金。他马上就拿到了一笔现金，然后去宁夏找周老板再买进了一批“龙骨”，从火车发运回乡。
这批货，在发运中途不知被谁偷走了200公斤，火车站后来只给他赔了几十元。就这样，还清人家的袜子、手套钱，他还赚了一千多元。
他卖给各县市医药公司的货，钱是从银行里汇到他们村的信用社的。一笔一笔接踵而至，好几千元飞来飞去。
过了年，他又做了两笔“龙骨”生意。还清了债，还有三千多元。他不想做这买卖了。他听人家说“龙骨”是文物，怕再做说不准哪天要出事，那自己就成坏蛋了。债已还掉，还是想办法挣正经的钱吧！
“穷人有十八个明年”，沈觉良26岁了，今后去做什么呢？脚下还是没路，他又开始了寻找出路的一个新年头。
9．市场在哪里
春天，沈觉良去上海找机会，在亲戚家看到一个电动小火车，听说是刚从香港带回来的，就发生了兴趣。他拿着这个玩具到上海各大百货商店去看，都没有。他就寻思，上海人生活提高了，小孩玩具需要量大，如果做这个东西，不见得比当初斗胆想做那个轮窑工程更难吧！可是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怎么做？
当晚他住在海宁路一个很便宜的旅馆里，遇到慈溪一个县办集体厂的厂长也来上海找业务，他向那厂长推荐了这个小火车。
厂长听他说得有理，第二天两人再去上海市场调查，确实没有这种玩具。两人商量着，越来越觉得可以搞。比方说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刚刚几年，大量的独身子女才两三岁，不光上海市场，全国各地的家庭给孩子买玩具，将大有市场。
于是决定搞。沈觉良一直很羡慕那些进工厂的人。就这样，沈觉良带着他选择的这个“项目”，进了工厂。
但是，这个厂已经很困难。厂长说，这个“项目”就由沈觉良负责，给他的待遇是，目前没有工资，等产品搞出来，销出去，有利润了，才有沈觉良的工资。而工厂的风险是，要投资，成不成，最后要市场上才能见分晓。沈觉良欣然认可。
这里有一种观念值得留意，沈觉良求职，不是找个工作能拿多少工资的概念，他想干一件事，缺的是资金，能用公司的钱做这件事，还能学到技术，他觉得这是合算的。
他首次接触了开模具。一切的工业制造都不能缺少开模具。从古代造钱币到近代造大炮，再到今天造彩电、冰箱，莫不如此。这是慈溪成千上万的企业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学、不断地做的一件事。1982年的沈觉良脚下踩到了这个重要阶梯。
他跟着开模具的师傅，踏进这个领域，这是他走进的一所真正的技术学校，是他日后成为企业家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不久，小火车就搞出来了。看看做得蛮像，也能在轨道上跑。包装好分路去推销，沈觉良负责上海和西北。跑推销，了解产业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他踏进的又一所重要学校。
他卖出去的第一单是在上海市第十百货公司，签了两箱的小火车。他说同这么大的百货公司的业务经理签合同，我真的激动得发抖。那是我人生中签的第一个合同。他们把笔给我的时候说，你也签吧！我都忘了我也要签。我签的时候真的抖了。
啊，签了，真的签了！
接着，上海第一百货、第二百货等大商场都签了。再到郑州、洛阳、西安、包头等城市，再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等等，都签了，总共签了170多箱。
但是，去东北一路的老供销员回来了，只签出十几箱。西北都打开了，东北怎么打不开？厂长让沈觉良再去东北跑一趟，沈觉良去了，东北的百货公司也全被沈觉良打开了。
我问沈觉良你有什么绝招。他说，也没什么，那时还没有回扣。我就像乡下人到上海走亲戚，怕上海人笑我们空手，我提两瓶酒，一条烟，一篮子水果，就这些东西，感情一下，管业务的经理都会跟我签。那时，他们的工资也很少，也穷。
但是，此后只有上海第一、第二百货公司进了一两次货，再没有回头客。再后，就见货被退回工厂。沈觉良开箱检查，发现小火车开着开着就跳出轨道，脱轨翻车了。质量确实不行，推销到百货公司也卖不出去。
“工厂亏了，我也亏了。去推销的交际费，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我卖龙骨赚的钱差不多赔光了。”他说。
但跑市场得到了锻炼，搞产品制造技术质量不过关就不会有前途，这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沈觉良日后成为企业家，今日必上的大课。
1982年前来沈家说亲的人忽然很多，令沈觉良眼花缭乱。但他知道自己没钱，哪家都没敢答应。到下半年，有个姑娘自己对他说：“我不是嫁给你的钱，是看中你人。”
话说到这份上了，沈觉良觉得自己也没什么资格好摆，就答应了。给对方买了8件衣服，定下了亲。过了半年，女方家庭说姑娘都24岁了，该结婚了。可是沈觉良拿不出钱来结婚。他说我确实没有钱。
女方说，要是确实没有，就算了。
那就算了。第二天，女方把8件衣服完好无损地送回来。
穷，还是因为穷。1982年的故事又结束了。他已经涉足制造业，也跑了一年的市场，市场究竟在哪里，怎样的产品才有市场，沈觉良筹谋着寻找着，决心1983年要有出息。
10．一份值得放进家乡博物馆的合同
1982年做的玩具小火车虽小，但那是个“整机”。沈觉良当初想做的轮窑虽大，也许能成，那是把泥土变成砖，那里有农业时代积累的基本技术作支撑。玩具小火车毕竟是工业时代的技术。事情过后这么想似乎很简单，但这里就埋伏着我国城乡许多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成败的秘密。
1983年，戎纪华做零件成功的模式已经被很多人重视。慈溪人不必认识戎纪华也知道做个小零件就有钱可挣。沈觉良跑到北京一个广播电视器材企业，找到了一个做收音机、电视机上的塑料小配件的活儿，拿到工厂里来。
这个活儿立刻见效。一个塑料小配件，成本只有几厘，售价一毛四。开出一个模具，一个模具可以压六个，压一下就八毛钱。买一台手压机用手工压，一台手压机只有一千块钱，一个人压一天，有几百元利润。十台手压机一天就几千元利润。
沈觉良再去搞推销，上海、无锡、苏州的同类厂家都接受了他的业务。这次推销与推销到百货公司不同，比如推销到电视机厂家，厂家就把小配件做进了他们的电视机，厂家就是用户。只要电视机厂家验收合格，收下，就没有退货的问题。报酬就落实了。卖电视机则是电视机厂的事。
做一个比生产电动小火车简单得多的“项目”，竟成功了。这是又一个生动事例。1983年沈觉良不但有工资，而且在年底获得了一万元奖金。这期间，有人对他说，你怎么那么傻，你拿来的业务单子，为什么不拿到家里自己做？但沈觉良的心思还没有转移到这方面来，还沉浸在对集体工厂的喜爱中。多年前，村里有集体小厂时，他想进而没人要他。现在进了县办集体厂，不料搞电动小火车失败了，他觉得自己无能。他想证明自己有办法拯救一个厂，现在看来成功了。他喜欢大家有活儿干，有工资有奖金，喜欢出差回来，大家看到他都向他问好，喜欢被人尊敬。这里有很大的快乐，他那曾经深深受伤的心还没有享受够。
1983年底，他开始盖新房子。新房落成，还有些钱，1984年他又娶了媳妇。这年他28岁，妻子叫罗彩月，25岁。1985年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干到1985年，这年他被评为慈溪县先进供销员。这是县里供销员中的最高荣誉。拿着盖有县委、县政府大印的奖状，沈觉良非常激动。29岁了，他觉得自己是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这非常幸福！
从1985年到1986年，这个县办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厂长、副厂长相继把他跑供销拿回来的业务悄悄地放到家里去另起炉灶做。工厂要亏损了。你们是领导，你们不要这个厂啦？他提过意见，但没用。他感觉厂里不仅是管理上有漏洞，但自己没有能力去干预这个体制，没有能力救这个厂。1986年初夏，他辞职离开了这个厂。
这时的沈觉良仍然没想要独立来办一个企业，只想办一个自己有权力对这个企业负责的企业。他平常注意看报，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种他以前没听说过的体制：股份制。
这年6月，他向乡政府提出申请，请求办一个他与乡政府合办的股份制企业。这时的慈溪已有许多乡镇企业，也有许多私人独资的企业，但还没有私人和乡政府合资的股份制企业，这是个新问题。
此时慈溪的建制，乡上面还有一个区，区里有的领导不同意。沈觉良拿着报纸上的说法去游说乡长、乡党委书记。虽然他自己也不清楚股份制究竟包含着哪些东西，但他说，我不需要乡政府投资一分钱现金，你们只要给我办一个合法的执照就行。赚了钱咱们按股份分红，政府分大股，我分小股。没钱赚，乡政府也不亏。最后乡党委书记、乡长顶着压力同意了。
今天我看到他当初与乡政府签订的第一份合同还不叫合同，全称是《关于新办电子开关厂的有关协议》。协议约定：乡里投放厂房3间，折合1.5万元；沈觉良投入固定资产（设备）折合1.5万元，资金1.5万元。虽然沈觉良的投资大于乡政府的投资，但协议写明双方各占的股份是：乡占60%，沈觉良占40%。这份协议的签订日期为1987年元月12日。
这是一份用复写纸写的合同。由于这是慈溪当代创业史上，私人和乡政府的第一份股份制合同，我以为保存至今已经应该被视为一件文物，值得收藏在他们家乡的博物馆里。博物馆不仅仅是陈列物件，更重要的是凝聚在物件中的人的奋斗和进步。
再说沈觉良起初做的还是电视机的塑料配件，一开模具就花了一万元，再发工资就没钱了。这用的都是沈觉良积蓄下来的钱，因为说好了乡政府不投资一分钱现金。他要的是一个集体企业的平台，觉得这样出去跑业务，更有面子。
1987年他做出了26.71万元的产值，盈利2.87万元。1988年发展到90人，产值105万元，盈利18.89万元。就在这年，他把慈溪县倒闭的羊毛衫三厂厂房买下来，厂名经上级批准也改为慈溪县无线电二厂，听起来像个县级企业，这使发展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平台。
11．贷款千万元做大事
1991年做到了年产值723万元，盈利45万元。这时的沈觉良到处去找人才。从前做电动小火车失败的教训，给他的深刻记忆是：有高技术人才，加上有很大市场前景的项目，才可能把企业做大。
沈觉良在到处拜访科研人才的过程中，瞄准了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电视机电脑选台器。专家们告诉他，我国家庭闭路电视正在广大城乡发展，我国东方红3号卫星将于1993年上天，电视将增加24个频道，现有彩电的功能无法接收，到时候家家户户都需要这个“电脑选台器”。
“这个项目你做得下来吗？做得下来可就发了。”
专家们起初以为沈觉良是不可能做的。专家们有技术，缺的是资金，沈觉良要做这事资金也远不够，但他敢贷款。沈觉良就像当年长庆油田的领导让他写可行性报告那样，请专家们拿出一个可行性报告，并保证给这份报告支付报酬。
沈觉良拿着一份还算不得多么细致的报告回到县里。这时慈溪发展经济的大环境已相当不错，1988年慈溪县改市了。政府基于慈溪市产业多数科技含量低，对沈觉, , , , 良拿来的这个报告高度重视，认为是慈溪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个应该大力支持的项目，沈觉良由此得到一千万元银行贷款。
有资金做支撑，沈觉良又与专家们签约，对方以技术入股占25%，共同做这件事，以示风雨同舟。全部投进去的资金风险，实际上完全由沈觉良的企业承担。
1991年沈觉良新盖厂房、宿舍，从上海、无锡，以及四川的军工企业“挖”了20多个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到慈溪，给他们安排房子，付高薪。又根据需要添置了新的电子仪器和种种设备，由此从人到设备，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科技开发部。企业的名称也在这年更名为“宁波三灵无线电厂”。沈觉良把1000万元贷款全投下去了，并用原有产品的盈利做补充。由沈觉良签字拿来的贷款，每天都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去，他的妻子罗彩月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
沈觉良只是靠胆子大吗？他与许多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还不同。不少国营企业投资制造业，产品问世之日往往是企业即将破产之日，那是因为他们抓了产品制造，而缺乏市场开发能力，产品销不出去，企业就垮了。沈觉良有相当强的开发市场的经验和渠道，他的信心建立在对市场知己知彼上，也建立在高级专家的科技开发能力上。应该说，他聘请的科研人才是值得信赖的。
由于这个厂承担了这个重要科研开发项目，此时的沈觉良作为“三灵电子”的老总，已是全国有线电视综合信息网研究发展中心第一届25位理事之一。讨论信息产业发展，他曾经与国家电子部、广电部、科技部的专家们坐在一个圆桌会议上开会，甚至跟部长、司长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
虽然他几乎没有发言，但他听到了，东方红3号卫星上天后，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都将采用二次加密，届时家庭要买解密器才能收到。还听到要加速打破电信的垄断，要建立电视传媒的市场体系等等。有些术语，他还听得朦朦胧胧的，但有一点他很清楚，他企业里的专家们开发的这个科技项目，已经走到了国家这一领域的高层次。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有慈溪市的支持，还有国家这么多部级单位的支持。
他对妻子说，你不要担惊受怕，我们确实是遇到了干大事的机会。你看人家国家机关里，那么多人忙碌，也在做这事。我感觉我们这事，有好多人在帮忙呢！我们不会做卫星不是？可人家专家做好了，卫星一上天，我们不就成功了吗！
沈觉良又投资加紧开发“有线电视加解扰收费系统”，这是个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并在日后被国家经贸委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这些高技术产品的先后开发成功，使三灵无线电厂成为浙江电子行业中拥有最先进产品的企业之一。据说省经贸委的领导、宁波市经贸委的领导先后到“三灵”来看，都很惊叹，这样一个农村，开发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怎么开发出来的呢？
沈觉良1989年入党了，这也是他心情激动的一件大事。随后他成为三灵无线电厂的党支部书记，宁波市的党代表。1992年，他成为慈溪市的人大代表。
1993年东方红3号卫星上天前夕，宁波召开有线电视台台长会议，共有11个台长，通知沈觉良也参加，沈觉良被戏称为“第十二个台长”。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卫星上天，沈觉良的“三灵”也会一夜之间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
这个令人激动的夜晚到了，沈觉良全家，以及企业里的专家、员工们都在电视机前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终于等到了读秒，只见红亮的电子数码灯倒计时到零，随即一声发射！
沈觉良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他说：“我全神贯注，就见卫星底部喷出耀眼的火焰，卫星的屁股抬了一下，就爆炸了，电视出现黑屏，电视没有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卫星爆炸，还是电视出问题？卫星不可能爆炸吧！”
但是，第二天新闻报道，东方红3号卫星因故爆炸。
他打电话到广电部、科技部，询问怎么回事？回答说，还在讨论。中央台也要上星的，也在询问。放下电话，沈觉良感觉自己的脑袋要爆炸了！
他倾全力去开发的产品是与这颗卫星上天相联系的，卫星没上天，他的产品就一个也销不出去，他那一千多万元投资去哪里收回来呢？
“他们是国家，我是小企业，这个打击是要命的啊！”
“五只羊”中的慈溪商会会长罗国明告诉我：“那年，如果东方红3号卫星上天，沈觉良的三灵就是慈溪第一的企业，我们谁也做不过他了。”
沈觉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国家发射的卫星怎么可能爆炸呢？这是我的失算吗？当他的三灵电子走到彻底破产的时候，厂房等固定资产都被银行收回，连他和妻儿居住的家也抵押了，他又一贫如洗。妻子与他相对而坐，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在妻子眼里，盖厂房的人、卖设备的人，还有搞开发的专家们都是赚到钱的，觉良是赚到钱的人吗？人家都说他是企业家。这企业家是啥呢？她说：企业家就是成天不着家的人，就是别人赚钱，他背债的人。
12.人生此事能遇几回
1993年沈觉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本以为这个东风就是东方红3号卫星，岂料“东风不与觉良便”，卫星竟爆炸！从第二天开始，沈觉良仍不停地打电话到各有关部局问消息。第三天，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还有一颗备用卫星。”
“是吗？是真的吗？”一线惊喜从他的心底蹿到头顶，似乎令他头发竖起，仿佛要冲上云霄。
“什么时候发射？”
“要一年后。”
继续打听，一年后将发射备用卫星的消息得到了证实。
要苦等一年！这一年日子怎么过？
“人要养住，人心要养住。”他说这一年，用他们厂早先做电视机塑料配件那个老产品的利润来养，还算养得起。这时他们那个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的“有线电视加解扰收费系统”，也还在做。当地政府还在支持，银行还在贷款。
1994年11月3日到来。这天凌晨，备用的东方红3号卫星终于要发射了。沈觉良穿着棉大衣守候在电视机前看实况转播，他不明白自己心里究竟是激动还是咋的，怎么发抖呢？
西昌卫星发射台已经出现在屏幕，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觉得自己还没看清楚，就听到了电视上一片欢呼。
“是成功了吗？是成功了吗？”他问周围的人。
这一天他没有回家，企业骨干也都守在办公室里与他一起观看。大家都对他说，“成功了！成功了！你听！”果然，他听到了中央台播音员明明白白的播报，确实是发射成功了！第二天全厂庆祝，大红条幅从大楼上垂挂下来，上面赫然写着：
卫星腾飞共载三灵事业
开天辟地造福万户千家
但是，第四天，报纸登出：东方红3号卫星信号失踪。
同天电视报道：东方红3号卫星偏离轨道。
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沈觉良对我说：“那颗卫星，到现在也没找到，变成宇宙垃圾了。”从他24岁离乡去西北找出路起算，到1994年11月，他头尾奋斗16年了。“穷人有十八个明年”，1995年的沈觉良向何处去？
13．只身去闯洋市场
1994年11月那颗卫星在天上失踪后，沈觉良又得到一个消息：还有一颗亚太2号卫星将上天，国家广电部将向亚太公司租用卫星频道。但发射时间是1995年11月。
还要等一年！等不等呢？
几乎等不得你考虑，非常的困难来敲门了。
“银行不再贷款。本来6个月还的利息，现在3个月要还了。企业里人心浮动。到1995年初，往下怎么走，要做决定了。”
沈觉良说，是把原来生产电视机塑料配件的老路放弃，还是把两个跟卫星联系着的高技术产品放弃？两条路只能选一条。
“已经投进去两千多万，不等也得等。那就只好杀鸡取蛋。”
“杀鸡取卵，什么意思？”我问。
“不做老产品了，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不生产，光收钱，用来付利息，维持住一班人，维持企业的运转。”
于是下决心杀鸡。把老产品杀死了。沈觉良率领着员工决心背水一战。
但是，1995年下半年，沈觉良三年前就开发出来的那种电脑选台器的功能出现在电视机里了。沈觉良感到自己的不幸命运已经被宣判。
1995年11月30日，亚太2号卫星顺利上天了。沈觉良已经高兴不起来。这时只有老电视还需要他的产品，他分秒必争地组织市场销售，卖出了几十万套，这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但仅仅半年，市场就没有了。
在这同时，国家原计划搞的电视二次加密收视系统停下来了，于是沈觉良为此做的另一个产品一个也没有卖出去，他投资的回报率是零。至此，他的所有产品都死光了。弹尽粮绝了。公司原先招聘的技术人才也走光了。
人去巢空，沈觉良把房子廉价处理，换回现金，一是还到期的贷款和支付银行利息，多年来他始终按时归还到期贷款，不拖欠利息；二是发工人工资，最后工资发不出来了，就发生活费；三是决定去美国参加芝加哥国际五金产品展览会，看看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商机。
很多人劝他别去了。他去办护照，有人还怕他撂下这个烂摊子，去了就不回来了。
“我就是没路了才去找路。不相信我？我妈妈还在家乡，我生是家乡的人，死是家乡的鬼，我能不回来？”他说。
他不懂英语，一个人就去了。
“不懂英语，一个人怎么去？”我不禁发问。
慈溪不止沈觉良一人如此，许多人也是这样单枪匹马就去了。
“出国，你只要美元和护照两样东西就可以了。”沈觉良说。
这确实不是沈觉良一人的故事。他们说，今天你去的哪个国家没有中国留学生？看到像留学生的中国面孔，过去打个招呼，他乡遇国人，几句中国话，了解到对方的基本情况，知道对方可以胜任，说好价钱，就“OK”了。
中国留学生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挣到助学金，且几乎都感到为国内企业家当翻译去与洋人谈判颇自豪。他们也比国内带去的翻译更了解当地市场，留学生还可以继续在外为国内这家企业提供有关服务，并得到报酬。这些都是互惠，利益共享的。如此操作，比带翻译要支付机票费、食宿费也便宜多了。我不能不赞叹中国农民的精明和智慧。艰难和挫折造就了一代民营企业家。
在芝加哥国际五金展览会，利用中国留学生资源，沈觉良总算找到了一个客户，对方要做一种电线电缆的管接件，这其实是沈觉良没有做过的东西，但他敢承诺下来。是盲目吗？是对“洋客户”不负责任吗？
沈觉良已经做过跟卫星命运相联系的高技术产品，他能识别，他要接过来做的这种产品，还算不上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这样的产品在国内绝对可以找到相关技术人员来做，而且其中最基本的技术是开模具，这一点我们有长处，“这是我的基本能力和信用。”
在最艰难的岁月，沈觉良还有一个很有力量的“本钱”，这就是你相信我，我做出来，你认为行就OK，认为不行，你没有损失。至于对方，他相信西方孕育已久的市场经济秩序，有一个基本的信誉。
沈觉良没有空手而回。尽管他还没有产品，但他有了一个客户，感觉又有了一条路。沈觉良很清楚，自己将去做的这个产品不可能由自己直接卖给西方的最终用户，只能由对方接过去推向市场。这就是合作，是一种跨国的资源共享。这一次沈觉良将成功，还是失败？等他去实践一番看看。
14．复活
沈觉良还在1998年的困境中。
他从美国回来，立刻重振队伍开发产品。这时他的企业里只剩下30来个多年跟定他的铁杆员工。他们对沈觉良表示：沈总，只要你还在上班，还有笑脸，我们就跟着你干。只要我们家里还有一口饭吃，你不要考虑现在给我们发工资了，干起来再说！这也是沈觉良奋斗多年凝聚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镇政府出面担保，沈觉良得到15万元贷款，解决原材料问题。相关技术人员也请来了。他的30来个铁杆员工不回家，就睡在车间、睡在会议室，多年前创业的情景在199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重现。沈觉良非常感动，大家也被自己感动！
他们一直做到大年腊月二十八，把产品如期装上大货柜，发往大洋彼岸。沈觉良把大家拉到杭州湾大酒店吃饭，菜还没有上来，有的员工已经趴在酒桌上睡着了。
20多天后，洋人的货款到了。沈觉良对洋客户的信誉竖起拇指。但接着传来一个信息，出质量问题了。对方说，由于他们的公司在变动中，产品的商标名要改，但是给沈觉良的样品上的商标还是原来的，给错了。现在不能用，只好把货发回来，请帮助修改一下。不是沈觉良的错，是对方出错。
货又发回来了。沈觉良打量着自己公司制造的产品，感觉如果去做修补，产品就有缺陷，不好看了。虽然对方的货款已经全部付给沈觉良了，但沈觉良决定：重做！
对方付来的加工费，沈觉良在正月里就给员工发工资补过年的钱，一开支又没钱了。他把自己家里的一套房子拿到银行去作抵押，借贷到18万元，买原材料重做。
妻子哭了：“你真要弄到一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吗？”
“这不还住着吗？”他说。
一个大货柜，又装上轮船发往大洋彼岸了。沈觉良告诉对方，产品重做了，但不要对方承担任何费用，只要你们满意就好。
货到，对方打来越洋电话，说不明白沈先生的意思。
沈觉良说：你们是大公司，产品的商标好比一个人的脸，很重要。修补了不好看，对你们公司损失大。我重做，损失小。再说，我们也很要面子。
对方大为感动！老总亲自跟沈觉良通话，说要找时间到中国来看看他。此后沈觉良得到了一个大洋彼岸的“铁用户”。所谓以诚信换客户，沈觉良这个故事也够经典的。
但是1999年，也许是正在调整中的对方还没有多少业务给沈觉良做，这一年仍然是沈觉良极其艰难的一年。到这年底，银行感觉沈觉良撑不下去了，会计事务所来审计，把三灵公司的全部资产都抵押贷款，大致可以持平。而三灵还看不出有哪个有希望的产品能够期待明年。如果沈觉良又变卖资产去做什么而且又做不出什么，那银行就连现在的“资产抵押贷款”也没地方去找了。三灵是沈觉良与镇里合办的股份制企业，如果再走下去，陷到债务累累的地步，那镇里也要负担。各有关方面都觉得就此打住为好。
于是，三灵公司的资产全部归银行所有。三灵变成了一纸法律手续。三灵不存在了。此时沈觉良的私人房产还抵押在银行。从沈觉良1980年离乡去西北找出路，到1999年底，多少年了？论资产，论金钱，他都还是个穷人。“穷人有十八个明年。”他不止奋斗了十八个明年。
但是，沈觉良一天都没有觉得三灵死了。
三灵不仅在他心中，还在他的行动中。1999年底，他确实弹尽粮绝，也没钱过年了。他借了20万元，用这笔钱，给他的30来个铁杆员工发工资，让他们过年。
这笔借来的钱，他还留了一万元，送去给村里，由村里安排发给65岁以上的老人，给他们拜年！这是沈觉良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做的一件事，每次给的金额不等。他其实也不是在救济谁，我以为是他自己需要完成一个精神上的仪式。
不管自己困难到什么地步，他精神上的追求都高高在上。越是物质缺乏，困境叠加，精神上的东西就越不是空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太阳自我照耀，沈觉良早就垮了。
不管怎么说，他希望让村里人知道：我沈觉良还在！
过了年，他就接到大洋彼岸那家公司的订单。他原先那个股份制“三灵”已经不存在了，他要做就必须去重新登记一个企业。他去重新申请，给企业取的名还叫“三灵”。
老三灵的厂房，银行还没拍卖。沈觉良去请求租给他使用，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厂房原价买回来。
沈觉良到底租用到老三灵的厂房，他的铁杆员工再次会聚。此后订单源源不绝。此时银行也给他支持，如此做到2002年底，沈觉良终于把老三灵资产原价买回来了。
2003年底，他们为洋客户做的那个产品获得美国质量安全认证机构的认证，成为免检产品。产品全部出口美国和加拿大，2004年做了2000多万元产值，盈利200多万元。2005年增加近一倍。沈觉良仍然注重开发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新产品， 2004年他组织开发了一个海洋抽油用的电器产品，随后接订单才生产，稳扎稳打。2005年这个新产品做了1000多万元有效产值。沈觉良告诉我：“这个产品，将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当家产品。”
迄今为止，三灵发展到270名员工。我在慈溪期间，正好碰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人员找到三灵来谈合作项目。他们说在美国听说慈溪有个三灵公司，这次来华就找来了。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是世界500强中大名鼎鼎的企业。沈觉良听了心里有点激动。他暗想，难道三灵在美国比在中国还有名气？
那个深夜，我们谈到很晚。我似乎能理解到，异乎寻常地跋涉了25年的沈觉良，从一个“反革命子弟”，变成三灵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慈溪市人大代表、宁波市党代会的党代表……这是个怎样的传奇呢！
“穷人有十八个明年！”少有比他更生动的例子了。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穷人的顽强、毅力、魄力，还有善良和智慧究竟能达到一个怎样的境界。
那个夜晚，送走沈觉良后，我独自在夏夜的路灯下散步，感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地方，它也宛如我心爱的故乡。这里流淌着、激荡着坚忍不拔，吃得起苦，不肯失败，善于与人交往，善于吸纳八方文化的民风民智。
我不能不留意到，这里有一句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我很要面子。”面子是什么？面子就是做人的尊严。
这里的价值尺度，有现代文明诸如“破产法”也不能取代的精神气质，这些普通公民对自己，对他人，乃至对国家的负责态度，蕴含着水巷中、河流中，滋养了千秋万代的民间情怀。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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