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机构”仍然是个梦
自从人民军队进入现代战争史，敌人的飞机就像灾星死死地压在头顶上。
1935年，毛泽东长征到荥经县茶合冈时，突然飞来3架敌机投下炸弹，毛泽东被警卫员胡长保扑倒在地脱险，而胡长保被炸穿腹部英勇牺牲。在此前后，董必武被敌机扔下的炸弹溅了一身土，幸好那是颗臭弹；周恩来办公室旁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身怀六甲的博
抗日战争爆发后，鬼子更是依仗空中优势逞威，不知有多少抗日将士惨死在狂轰滥炸之下。两位战友的死至今仍让刘玉堤将军怀有锥心劈骨之痛：1939年秋的一天，他和抗大二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吃早饭，鬼子的6架飞机猝然临空，劈头盖脸扔了一通炸弹，一时间房屋倒塌，树木燃烧，盛饭的大锅碎片横飞，一位学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死在刘玉堤抬着的担架上。还有一位战友在鬼子的另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
天空！天空！凝血的惨痛体验使共产党人心头熊熊燃烧着一个飞天梦。
1940年底，常乾坤和王弼刚回到延安，毛泽东就召见了他俩。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常乾坤1926年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和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王弼1927年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后来也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深造。回到延安他俩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创建空军的建议信。
毛泽东说，你们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请你们来详细谈谈。
常乾坤和王弼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
毛泽东蹙额倾听，时而提问。
他们急切地说，关键是要先干起来，航空干部培养周期长，不早动手，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
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笑了，清癯的脸更显亲切。
有远见卓识！毛泽东鼓励道，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有耐心。
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机构，但却不打出航空的响亮牌子。
这也许就是要有耐心。那时毛泽东说过，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这所学校的命运也将证明，航空教学对其本身仍仅仅是个梦。
学校定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坐落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紧傍一条名叫李子河的小河。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随后，100余号优秀青年抱着飞天杀敌的梦想和激情转抵安塞。他们来自各机关和部队，也有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时任358旅侦察参谋的刘玉堤名列其中。战友的鲜血蒙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只能用步枪怒吼，现在要学开飞机了，他激动得想哭。10年之后，就是这个刘玉堤在朝鲜上空接连打下美军的“老油条”，成为石破天惊的英雄。
对于一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一切都还是空白，同时一切条件似乎都已存在：苏联政府已商定援手，甚至承诺援助飞机。还有另一种可能：每个学员在离开原单位前都被告知，到了学校先学理论，然后送你们去苏联或是新疆上飞机训练。
最关键的，是已经开始行动，是在行动背后对飞上天空的坚定信念。这是最根本的，是创造机会，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根本。
学的是语文、数学和物理，说是等打实基础再学习航空理论。其实是反映出一种清醒和无奈。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卷携着硝烟烈火一路奔袭一路鼓劲加油你追我赶展开竞赛，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建机场的事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当此时，国际和国内风云突变。
这一切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党中央于10月把工程学校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又改为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
这个新生的航空机构似乎是个失败的尝试。然而，与其说它形同夭折，不如说它作为影子机构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存在。
1945年9月，任弼时对常乾坤说：“只怪那时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着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在炮兵工程队，刘玉堤像饿极了似地狼吞虎咽。后来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刘玉堤坚决要求去俄文学校，因为常乾坤在那儿任教，与他靠得近就与飞行靠得近。不久学校成立了生产队，他被分到木工组。他把一本《范氏代数》拈卷翻烂，干木工更是大显身手，做出的纺车专供中央首长用，制作的小提琴还被鲁艺的乐手拿到延安礼堂去演出。
刘玉堤数次变换角色，他的心始终紧贴着飞行梦。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足迹，不仅是他个人，也记录下了新生航空事业的艰难、曲折和蕴含其间的坚韧追求。
机会降临了。这天，一位文工团员找到他，要他给自己做一把二胡，“刘木匠”拿大，说这得等些日子。文工团员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见刘玉堤爱理不理，文工团员说，你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啦！刘玉堤猛地挨了幸福的一棍，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1944年，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央军委于5月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之下成立了航空组。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机场，以便与重庆及美军来往。
延安原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土质跑道凸凹不平，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率观察组到延安时，飞机左轮陷入一个墓穴，螺旋桨刮地折断。新建机场实际上是对旧机场进行扩建。延安及四邻几个县的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修建活动。新机场于年底竣工。
日本投降几天以后，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正在机场拣萝卜缨子，忽见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急急飞来。
从绝境中走出第一支航空队
说起来，中共早在1938年就拥有了一支航空队，只不过这支航空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这支航空队后来成为中共创建空军的中坚力量。
1936年底至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万丈血雾中悲壮西征，两万大军战至两千。
西路军余部本是落难迪化，但共产党人在困境中抓住了学文习武的机会。他们是能抓什么就抓什么，抓住什么就学什么，凭着这股劲，他们抓住了苏联援助盛世才的汽车、装甲车、火炮，甚至是兽医站。终于，他们抓住了飞机。
陈云是1937年4月赴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当得知盛世才有一个航空队，有一批苏联援助的飞机，依靠苏联教官已办了两期飞行训练班，他就打算安排一批红军去培训。盛世才是在1933年推翻原督办金树仁的政变中乘势上台的。当时新疆的民族矛盾和军阀派系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坐稳土皇上龙椅，独霸新疆，他把马列著作摆上案头，请来苏联人办军事、办教育，拉住苏联做靠山。他同时与中共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请了一批中共干部到他的各部门任职。
盛世才当然不肯用他的鸡给人家下蛋，就把球踢给陈云，说让你的人学飞行，我有两个条件：一是我的飞机不多，请苏联再援助一些；二是你的人学出来，得先供我使用。陈云答应了。因为苏联援助你飞机对苏联有好处，我的学员给你干活可以巩固技术。他随后在新兵营挑了30人备选。
1937年11月下旬，陈云搭乘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派人到盛世才航空队学航空的打算。他说，我们现在没有飞机，可以先培养人才，将来有了飞机，就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
陈云的建议很快就获准。毛泽东对陈云说，你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呀！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么，可以分别从新疆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
陈云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电告接任新疆代表的邓发，让他抓紧落实新兵营学员入学事；二是亲自跑到抗大和摩托学校去挑人。经过政审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做体检后，陈云又把预选人叫到自己的窑洞逐一面试。方槐回忆说，陈云让他读《新华报》上的文章，他怕自己文化低，学不了飞行，陈云说只要你不是石头，就能学会，这是一位苏联飞行师对我讲的。陈云还在候选人身后移动怀表考察其听力，用下棋来测试其头脑是否灵活。
最后选定19人，由严振刚率领，于
严振刚传达陈云的话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我们能凭着两条腿长征到陕北，也一定能驾机飞上天！
红军学员都是苦出身，除方子翼读过六年私塾、夏伯勋高小毕业外，多数只上过两三年小学，有的参军后才识字摘掉文盲帽子，连乘除都不会运算。大家凭着长征精神，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时空。课上课下，白天晚上，恨不能使出分身法，恨不能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大嘴吸收知识。一时理解不了的概念和原理，就先啃它20遍，再嚼它30遭，强咽下去。
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骑马摔伤的胳膊路过迪化，在一片树林里接见了航空队代表。他同陈潭秋一道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有远见，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周恩来勉励大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掌握好技术，一旦需要，就奔赴抗日最前线。
红军学员都在沙场冲锋陷阵拼杀多年，他们学习飞行最大的长处就是胆子大，不怕死，玩命地往前冲。但他们的长处又恰是他们的短处，飞机的传导系统非常灵敏，操纵时必须像绣花那样精确柔和，动作粗猛飞机就会像狂涛恶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在训练中，他们不但要挑战高在云端的知识，还须用很多精力同自己的长处缠斗。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碍于盛世才，平时与学员素不来往，但在教学中有一种自己人的默契。苏联教官教学倾其所能，但作风粗暴生硬，学员动作稍有偏差，就在前舱晃动拳头破口大骂，有时甚至猛压前后舱连动的驾驶杆，击打学员的腿部。学员对此十分反感。有一次，谢奇光实在难以忍受，就豁出去同苏联教官在空中顶起牛来，飞机在空中玩起了惊险的“特技”动作。不打不成交，事后见到苏联教官，学员会主动说“兹德拉斯特维捷（您好）”，苏联教官身上也处处闪耀国际主义的精神。
1941年秋，全队以优良成绩完成了教学大纲所有课目的训练。按原先与盛世才的协议，学员毕业即任航空队飞行官，授中尉军阶，这就意味着每月有一百多元薪金，加上补助，相当于陆军上校的收入，还可以分到住房，可以结婚。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当上飞行官，飞行就要减少，因为飞机要优先保证学员的训练，而训练荒疏，技术就有可能丢失。要想巩固和提高技术，唯一办法是推迟毕业。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态度很坚决：要技术，不要官衔！
四年砺剑，飞行班已能握持战机在长空横劈竖砍，划出漂亮凌厉的弧线，机械班也已精艺在身。正当他们等待挥剑出师时，一直在暗中涌动的厄运终于决堤而出。
1942年9月，他们被盛世才软禁起来，继而关进了硬牢。
被陈潭秋称作“狼猪种”的盛世才变脸了！这符合盛世才的性格。盛世才从来就是见风使舵，他自称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 “蒋委员长的伟大战友”， “斯大林元帅的忠实朋友”，都是为了“伟大领袖盛督办兼主席”眼前的利益。这年7月，蒋介石派宋美龄跑到新疆，与盛世才订下反共密盟，并委以高官。同时，德军突破苏军防线，苏联的局势极为严峻。在这种情势下，盛世才做出公开亲蒋反共的选择。他枪杀了嫡亲四弟盛世骐（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反对拥蒋反共），反诬共产党所害。继而又把陈潭秋和时任新疆财政厅长的毛泽民抓捕杀害。
牢房里臭虫跳蚤滚成团，白天也是黑漆漆的。航空队的同志决心像季米特洛夫和夏明翰那样把牢房当战场。坐老虎凳、站炭火、压大杠……他们仍坚持复习航空理论，进行模拟飞行，他们的心仍在天空翱翔。
1945年8月，他们第二次绝食。七天时间，无论是白面馒头加肉菜的诱惑，还是刀枪棍棒威逼，他们的牙关里都死死咬住一句话：“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
起义飞机升起了一个信号
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和参谋石蕴玉快步走向飞机。
舱门开了，一个身穿蓝布中山装的人对着他们大声喊：“我们是飞来投奔光明的！事前和新四军联系过，昨天晚上还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了电报！”
这是一架由周致和等6名汪伪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
这架飞机开创了驾机起义的先河。它就像一支巨笔，首次把起义行动从大地写上天空，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营垒中引起巨大震撼。
到了1945年，汪伪集团就像风中流沙和污水里的浮藻，风雨飘摇着死亡的败相。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苦思着人生的出路。他想起在航校期间与苏联教官的交往，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清新高远的气息。他暗中点燃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他对同事何健生说，现在共产党有百余万军队，还没有空军，要是我们飞过去，把空军建立起来，就是一大功劳。他又找到航校同学、曾被共产党俘虏过的吉翔，向他打听共产党的政策。他焦急地寻找着机会。
与此同时，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也在四处寻找机会。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整天牢骚满腹骂骂咧咧，又不甘心为卖国贼卖命，因与副总队长彭鹏吵了一架，被关禁闭、停飞，以“思想不良”罪名开除了军籍。
1945年3月，周致和与黄哲夫在南京相遇。汪精卫卖国，蒋介石暴政，个人和国家何去何从？经过短暂的试探，秘密一剑挑明：驾机到延安去！由于不知驾机飞到延安会不会被高射炮打掉，又因航校的飞机续航时间短飞不到延安，他们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搞到汪伪国府的专机。
几经周折，黄哲夫终于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接着在浙江长兴县天目山见到了粟裕司令员。粟裕说：“欢迎你们起义！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
三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中央已经复电，要他们“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说延安有一个机场，给美军观察组运送给养的飞机就在那里起降。他要黄哲夫用化名跟他联系，黄哲夫于是给自己起了个“于飞”的化名。粟裕最后说：“大反攻即将到来，希望你们起义成功。”
黄哲夫回到南京，和周致和加紧运筹起义的事。他们探虎穴履薄冰，冒着杀头的危险，四处活动，秘密串联，策动更多的人起义，并及时向粟裕和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报告，求得支持。汪伪空军愁云压顶，黑雾弥天，向往光明之心在人与人之间只隔着一层纸，一点即破。飞行教官吉翔，上校参赞何健生等人先后聚义旗下。当征得航空处少将主任白景丰加盟，周致和信心大增，说：“这回要大干了！”
7月底的一天，周致和、黄哲夫、秦传家、白景丰、何健生、吉翔等齐聚南京珠江饭店二楼的一间客房。黄哲夫传达了中央复电和粟裕的指示意见，研究起义计划。首先是夺取飞机。汪伪国府有“建国”号、“淮海”号与“和平”号3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停放在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这种飞机续航时间长，能直飞延安。周致和打算用黄金收买日本飞行员，假称飞往西安做生意劫机，如不成，就说飞机出了故障，趁日本飞行员上机检查时下手夺机。由于参加行动人员多，决定两路行动，白景丰、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和秦传家等带领家眷由陆路投奔解放区。
机会终于来了！
19日，周致和、赵乃强驾驶“建国”号把叶蓬送到武汉，立即飞往扬州。黄哲夫和何健生已在扬州等候，黄哲夫按周致和的要求拟了“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的电报，请粟裕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
经过紧张、焦心的6个小时飞行，他们终于顺利降落在宝塔山下，延河水旁。
第二天，常乾坤、王弼、刘风和王琏等看望他们来了。晚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设宴欢迎他们。同席的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此时他们都已改了名字，换上了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周致和改名蔡云翔。
朱总司令热情洋溢地代表党中央和总部欢迎他们起义来延安。他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叶剑英参谋长说，毛主席知道你们到了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接到电报，没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并告诉他们，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和从陆路起义人员的安全，新华社取消了公开报道的计划。
“建国”号按起义日期改为“820”号。这架历史性的飞机不但把义旗举上了天空，也为中共实现飞天梦带来了宝贵的技术资源。
长翅膀的人向往辽阔的天空
抗战大幕刚落，蒋介石就磨刀霍霍，内战火山直飚沸点。他同时又玩起惯用的黑白两手，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反手欣赴“鸿门宴”。
毛泽东行前特意接见了蔡云翔起义机组人员。
两天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王弼叫去。刘少奇说，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估计那里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举办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中央决定派你们去，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
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鲸吞当地资源和人民膏血，大兴土木办厂开矿铺路，仅铁路就修了13000多公里，同时构筑了大量的军事设施。东北还是背靠苏联，东邻朝鲜，惹眼苏军和美军的战略要地。面对这个硕大无比的桃子，蒋介石加紧从陆地、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运兵。八路军也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向东北迅猛挺进。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连下数镇，直望沈阳。
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是一个重大机遇。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机场不下160座。
曾克林部乘火车于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窑洞彻夜开会，正式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
在这浩浩荡荡挺进东北的大潮中，
常乾坤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主要工作是外事联络。第一批王弼走后，常乾坤已是箭在弦上，第二批出发后，那绷紧的弦就愈加紧得发颤，多年的理想在他身上奔突翻滚，搅得他茶饭不思。一天清晨，叶剑英打电话要他去枣园。
任弼时看起来很兴奋，他在窑洞口迎住常乾坤，一把握住他的手，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将来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批种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常乾坤语速急快地说：“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请党中央放心，我们坚决完成这个重要任务！”
“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任弼时扬起笑眉，语气却格外严肃，“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盟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也强调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在列举了各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后说，“最后还有一种困难，叫做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去创办航校是一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回到住处，常乾坤正在做行前的准备，刘玉堤突然闯了进来，就一句话：“我要跟你一起走！”
第三批人员定下来了，有刘玉堤、吴元任、李汉、王琏、石蕴玉、油江、于飞、张华等10余人。
王弼、魏坚、常乾坤分率三路人马，开始了向天空的进军。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的进军。
其实，这种进军早就开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航空学校，就有共产党员刘云、王翱、王勋、冯询等人进入第一期学习，后被送到苏联深造。1926年又有共产党员常乾坤、徐介藩等第二期学员被选拔出来送往苏联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1927年，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中共从留学苏联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中两次选调19人转入苏军航校：1927年9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调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钧等12人进入苏军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1935年9月，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选调刘风、王琏、王春、李凡、刘武、孙毅卿等人，进入苏联以飞越北极的著名飞行员契卡洛夫命名的航校学习飞行。1938年前后，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还曾安排一些进步青年考入国民党航校，其中学飞行的有梁帮和、吴恺、魏坚等人，学航空机械的有张开帙、杨劲夫、郭佩珊、熊焰、徐昌裕、顾光旭等人。此外，还有1937年43名红军干部进入盛世才航空队培训；1941年，来自八路军和机关学校的100多名青年到延安工程学校学习。
而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他们所有人的梦想、轨迹、热血乃至生命，在延安汇成新的源头出发了。
日军飞行队的出现像一个灵感
从延安出发的东北局领导是
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一个绝好的机遇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他们走来。
此时，一支离开本溪奉集堡驻地的日军飞行大队正在往南面的摩天岭山区逃窜。该队有300多人，隶属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羽飞行团。苏联对日宣战后，关东军立马被红军的万钧雷霆击得粉碎。接着，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一系列闪电般的变化，使得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9月底，当他们来到距凤凰城大约
聂遵善对林弥一郎说，你们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成为敌人是迫不得已，现在做敌人还是做朋友，你我有了选择的自由。
过去，林弥一郎对八路军一无所知，甚至对中国人也从无接触，皇国中心的毒化教育，使他把低劣、愚蛮、羸弱这些词全扔进对中国人的印象中。聂遵善有情有理的一番话和从容儒雅的绅士风度，让他暗自吃惊。也许这一刻对改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决定性的。
林弥一郎表示答应交出武器。他强调说，我只是希望得到人道的待遇，我的部队中哪怕有一个士兵被杀，都是我无法承受的罪过。
林弥一郎并非贪生怕死之辈。日本空军史是这样吹嘘他的：“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1944年6月，他在桂林上空与美国空军P－40式战斗机编队的空战中，他驾驶的‘九七’式战斗机连中34弹，发动机被打坏失灵，他仍驾驶飞机指挥中队继续作战，正如林弥一郎自己所说的那样：‘九死一生，忘我战斗’。最后他竟然驾驶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奇迹般地飞回了基地。”
但他服从了良知，命运和真理。在真理面前，武士道精神只不过是一只风干的蝉壳。而选择投降恰恰证明了他的胆识和勇气。当然，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人是复杂的，时事的复杂使人更加复杂，但林弥一郎此时的表现及他后半生的历史似乎都支持前述判断。
几天之后，曾克林和政委唐凯在本溪搞了一个欢迎宴会。面对丰盛的酒菜，林弥一郎等10名代表迟迟不动筷子，担心这是“送行酒”。曾克林见状就先下筷子，边吃边重申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林弥一郎对身边的唐凯说，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回日本，能不能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修路也行，下井挖煤也行，我们可以自食其力。唐凯故意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林弥一郎说是飞行部队，有飞行员、机械员和其他技术人员。曾克林说，好，你们要尽快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等待处置。
饭后，曾克林对他说，这次没有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分享。
当林弥一郎看到“一点肉”的时候，简直要惊呆了：这“一点肉”竟是5头牛和50只羊！看着八路军官兵诚恳的笑脸和朴素的衣装，林弥一郎流下了热泪。他们缴械后，当地军民即送来了一袋袋稻米，还有蔬菜和鸡，而在日军统治下，老百姓吃大米是要按“经济犯”论处，重则要杀头的。
10月中旬的一天，根据中央指示，“东总”和东北局把林弥一郎请到沈阳。东北局书记彭真、“东总”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伍修权与林弥一郎进行了交谈。
彭真说，听说你们想找事做，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
建航校？林弥一郎对此毫无准备。
“是的，过去我们没有空军，在战争中吃了很大的亏。现在有了条件，我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空军，马上就着手去做。”彭真说，“如能得到你们协助，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
你们不要有顾虑。伍修权说，我们一贯认为，日本侵华罪行应由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我们要求你们留下来，协助我们建航校，一定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贵军承诺保证生命安全，我们深信不疑。”林弥一郎说，“这些天同贵军的接触已证明了这一点。”
见林彪、彭真点头赞同，林弥一郎接着说，关于建航校，这是很复杂的事情，需要时间，还需要飞机、燃料、器材。这要具体谈，否则我无法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实际上已无权指挥他们了，只能靠说服，靠条件。
“你说得很有道理。”彭真接过去说，“关于飞机、燃料、器材等，相信在你们的协助下，在这么大的东北地区是会找到的。你所讲的条件是指什么呢？”
林弥一郎低头思索一番后，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我们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学飞行生命攸关，没有正常的师生关系是不行的；第二，必须保证身心健康，飞行体力消耗大，希望能考虑到营养和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第三，飞行教学周期长，因此要解决好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家属的须保证家属的生活，独身青年具备了条件就得允许他们结婚。
听了翻译，彭真与林彪、伍修权交换了一下眼神，坦诚地说：“你所提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飞行教员就得享受飞行教员的待遇；年轻人结婚也没问题，八路军干部也是有家属的；至于你们喜欢吃大米，我们会尽量保证供应，不过在东北土地上搞大米比较困难，如果出现断顿，只好请大家委屈一下了。”
就在林弥一郎起身告辞时，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林弥一郎突然对伍修权说，将军阁下，我还有个请求。他指着伍修权腰间的柯尔持式小手枪：您能不能把这支手枪送给我？
伍修权大步走到他面前，拔出枪递到他手里，说：“这支枪从长征到现在，我一直带在身边，今日送给你作为幸会的纪念吧。”这支漂亮的白色手枪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从张辉赞的一副官手中缴获的。伍修权毫不犹豫，是“军格”赋予他的本能。
哪有刚交枪就索枪的道理？林弥一郎为八路军将领雄阔的气魄和富于人情味的举止所震惊、折服。林弥一郎大队接受了协助建航校的要求。
首批学员的谜面和谜底
1945年冬，办航校的各路人马向吉林通化开进。黄乃一、刘风等人和林保毅大队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走在最前面。林弥一郎已改名林保毅。
这支队伍的成员身穿中日杂拌军装，用牛、马拉的大车倒拖着卸了翅膀的飞机，浩浩荡荡地在雪原上行进。上坡时，牛马的四蹄蹬塌了土石；在破败不堪的道路上，大车轱辘陷到坑里，这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手推肩扛车帮、机头和牛马的屁股，发着喊声向前推进。后来的四次大搬家都出现过这种奇特的场面。它带着强大的精神光芒，火红激情和苦涩的滋味，深深烙印在历史记忆中。
航空队刚落脚，与蔡云翔一道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家等人也辗转来到通化。
随着环境相对稳定，人员、物资逐步到位，筹办航校的工作正式启动。
黄乃一调航空队任政委前，彭真和伍修权曾找他谈话，要求到通化后迅速选调学员，至于招生条件，可多听听起义人员和收编日本人员的意见。并指出，东北被日伪统治了十几年，不宜就地招收学员，应从部队选调。
招收学员究竟应注重哪些条件？起义人员首先强调文化要高，同时要身体好、年轻、聪明等。而日军留用人员林保毅把政治条件放在首位。他说，你们现在要选的飞行学员，是将来建设空军的骨干。飞行员飞上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空中虽然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假设，听不听你指挥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因此，你们选飞行学员，首先和最重要的条件，是你们认为绝对忠于你们的人。而后他才提出须具备的文化水平、身体、年龄等条件及理由。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确定四个条件：一是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阶级觉悟；二是体检合格；三是年轻；四是有一定文化水平。前提条件是从部队选调。
但部队都在前方打仗，到哪儿去招收学员呢？
其实不用着急。罗荣桓司令员正率山东军区主力向东北进发，抗大山东一分校的一批年轻人将不期而至。
从临沂出发的1000多名学, 员跟着大部队，趁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走山野绕过敌人的炮楼，日夜兼程，紧赶慢赶。到了龙口，梁必业站到一个石碾子上，说我们这是到哪去呀？我们是要到东北去，去长白山上大会餐，鸭绿江边洗个澡，那里的大米白菜炖猪肉，堆满仓库的枪炮子弹等着我们呢！抗大学员这才知道要去东北。他们把枪留给当地军民，换穿里外三层新的黑色柞蚕丝棉衣棉袍和三片瓦毡帽，脖子上还挂了十几个用麻绳串起的火烧。
从龙口登上小船，在风浪颠簸的大海上折腾了三天三夜，在辽宁庄河上岸再步行到丹东，挤在没有帮的光板车上到沈阳，再到煤城抚顺转北上。1945年12月下旬，1000多名学生到达通化。
抗大山东分校的不期而至，解了航空队的燃眉之急。经东北局批准，决定从抗大分校选调学员。
本来想选调120人，“十里挑一”还挑不出来吗？可结果却并非如此。
脑体测验倒是难不住这些小伙子。日本人用的是原始方法：在你面前的黑板上翻动一本挂历式的写着算术题的题本，如“3＋7＝？”，每翻一页你要迅速报出答案，这同时还有两人各执锣鼓站在黑板两侧，左边敲锣你得迅即伸出左手左脚，右边敲鼓伸右手右脚，虽然弄得你手忙脚乱，但嘻嘻哈哈连滚带爬的都还能过关。
学员中营养不良以至患有常见病的较多。
经体检和测验，最后勉强有105人合格，其中有林虎、张积慧、侯书军、孟进、王洪智等人。即使是他们，身体也不见得就很棒，比如林虎就曾在战斗中负伤造成严重脱肛，还患有慢性肠炎。后又从炮兵学校挑选了5名学员。
这100多名学员的命运仿佛还没有写出谜面，就翻出了谜底。他们的生命沸腾了。然而，就如同人民空军的建设还处于冬季板结泥土下的蛰伏萌动期，他们未来的路曲折而漫长。
随着队伍的扩大，奉“东总”命令，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
1946年元旦，400余人集合在通化第二中学的操场上，举行航空总队成立大会。朱瑞兼任总队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白起、林保毅任副总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林保毅、蔡云翔、刘风均任职。
航空总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航空器材，完善训练和生活设施，为建立航校打基础。
像“破烂王”一样满世界找器材
从延安赴东北的三批人马历经千辛万苦，在辽宁的朝阳不期而遇，一道前行吉林通化。常乾坤、王弼一行到达铁岭时，东北局已迁至抚顺。常、王二人即往抚顺请示工作。
彭真告诉他们，“东总”已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下一步还要办航校，到时准备让他俩担任校长和政委。他的中心话题是搜集飞机和航材，他说就像农民不能没有土地，办航校不能没有物质条件，现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抓紧搜集飞机和航材。
对于航校的创业者来说，搜集飞机和航材，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是一次悬念迭出的历险，是一次举重若轻的战役。
常乾坤、王弼回到铁岭，在附近的平顶堡发现一个日军遗弃的发动机翻修厂，还有地下油库和隐蔽在山洞里的弹药库。常乾坤让尹才升、王琏、林征、欧阳翼、龙定燎等人负责把这批物资运往通化。
尹才升、王琏等人来到平顶堡，当跟着向导进入库区时，差点儿没把他们乐疯了。这简直就是一座宝库！活塞式汽油发动机，航空仪表，还有修理用的设备、仪表及各种零配件、消防、五金器材等，比比皆是。他们就像流浪汉一下走进了王宫，看得眼花缭乱，欣喜若狂。
在当地和沿途政府、驻军的帮助下，大车转火车，火车转大车，经过四五百公里艰难辗转，才把这批航材运到了通化，计有活塞式汽油发动机200多台，崭新的航空仪表100余箱，汽油数百桶，此外还有一批修理用的设备等。
常乾坤、王弼继续往前搜寻。沿途的机场都曾遭到日军、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土匪的洗劫。有些飞机和航材被苏军拉到乌拉尔炼钢铁去了。老百姓认为是敌产，把飞机轮胎卸下当大车轮胎，或割成块做鞋底，在机翼下砍了许多窟窿找汽油。飞机被肢解得缺胳膊少腿，内脏能扒的都给扒走了。
东丰机场趴卧着30多架飞机，浩浩荡荡让人为之一震，可走近一看，这还叫飞机吗？这叫一堆废铁。常乾坤把机壳拍得雪块震落，话锋一转又说，但又叫飞机，这堆废铁准能拼凑出几架飞机来。
王弼、常乾坤等到海龙后，又兵分两路，王弼带领魏坚、顾光旭等人前往吉林，调查东满、北满的机场设施情况，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等直奔通化。
王弼、顾光旭等人乘卡车在寒气砭骨的风雪天地间边走边查，辗转到了哈尔滨。听说平房区有一个日本人遗弃的地下仓库，顾光旭便带人前去搜检。进入阴冷阴冷的地下仓库，见墙边摆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罐子，就一个罐子一个罐子打开来看，这一下几乎让他们全部送命。原来这里是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的一个细菌试验场，这些罐子都是用作试验的器具。他们在搜寻时，嗓子里像被塞进了炭块，火辣辣令人窒息，回驻地不久就出现发烧、昏迷的症状。经医院全力抢救，同去的5人有两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大难不死，而另有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朝鲜族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顾光旭是幸存者之一，这位在延安因设计纺织机而闻名的小伙子虽然拣回了一条命，但却受到严重的摧残，说话急时就犯口吃，原本英俊的脸上落下了满脸麻子。
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在哈尔滨平房附近的孙家机场和双榆村机场等处发现了不少日军遗弃的飞机。
魏坚、路夫等人往东满搜寻。
东满一线是日军进攻苏联的主要基地，但几乎全被苏军炸烂烧毁。他们此行的最大收获是保住了牡丹江的海浪机场。
航校成立后，常乾坤抢在国民党军进占一些城市之前，先后派出十几批人员，抓住时机搜集和搬运航空物资。
张开帙奉命率一路中日人员杀到南满。他们先在抚顺搞了20多车皮从油页岩里提炼的航空汽油，又杀到东丰，冒着敌机的袭扰，将30架“九九”高级教练机全都拆卸装上火车运走。随后又在公主岭机场的土质机库里，发现一批发动机、螺旋桨。上火车也不好办，火车正在紧急运送部队，一列列车皮刚靠站就呼啦上满了人，航材只能见缝插针搭车，这里塞一台发动机，那里塞一个螺旋桨，不知装了多少趟列车才把器材运出去。其间敌机来扫射，打死了骑兵部队的几匹高头大马。
离开公主岭，张开帙又率队和航校续派人员会合，北抵哈尔滨附近的孙家机场。偌大机库里的设备和器材基本上都被苏军弄走了，机场上的飞机还在，计有大小各式飞机近20架。苏联人不要的东西，对一穷二白的航校却是宝贝，他们把剩下的东西统统吃进，连顶铁，铁量规，形状各异的铁块，还有几个重至几吨的平台，拉了个一干二净。
这次火车运输更是费尽周折。当时东北局已决定放弃哈尔滨，负责铁路运输的吕正操坐镇车站。车皮供不应求，但对张开帙的要求，再困难也要尽力满足，结果凑了20多个平板车和敞口煤车。
火车喷吐着浓烟出发了。听说山上有“胡子”，100多人的长短枪在火车的前前后后布置了火力网。火车吭哧吭哧地爬山了，越爬越慢，最后像耗尽了力气的汉子，吭哧地喘着粗气，挪不动脚步。大家就跳下车，有的帮助递木柴，有的推车皮，车轮又一圈一圈吃力地转动了，一圈一圈，艰难地爬上了顶峰。回到航校，张开帙竟还在睡梦中猛推妻子的下巴，口中喊着“快！快推火车！”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航校的创业者们冒着狂风大雪炮火硝烟不分昼夜地在东北大地上梳篦，有人累坏了身体，有人被细菌武器染上慢性疾病，有人在抢运时被火车轧断手脚落下残疾，有人在敌机袭击中牺牲。
这一切换来的成果是：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酒精200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辆马车。这就是航校以至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和基石。
刘亚楼后来说，贺龙靠两把菜刀创建红军，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
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它透出窘迫和无奈，也透出一种强大的精神。落后的历史境遇造就了我军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推动着我军在逆境中不断成长壮大。
航校甫一成立就遇上了“老爷岭”
初春的通化乍暖还寒，阳光闪动着清冷的暖意。通化市第二中学被常青松柏和人工纸绢所装饰，这儿成了冬天里的春天。500余名学员和日籍留用人员集中在不大的校园里。
上午10时，何长工、朱瑞、吴溉之、常乾坤、黄乃一、白起、林保毅等走上设在校舍回廊下的主席台。何长工头戴苏联红军的羊皮直筒帽，也许是受过伤，看起来行动不太方便。
一个不起眼然而意义深远的庆典开始了。
何长工宣告：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了！
建立自己的航校，是萦绕在共产党人心头的一个梦，一个坚定的信念。从大革命时期，到内战时期、抗战时期，中共抓住一切时机，把自己的优秀分子一批批送到国民党航校、苏联航校和盛世才的航校培训学习。如果自己有航校该多好！而今好梦成真。航校，在战争的废墟上呱呱坠地！
鞭炮锣鼓一片喧腾。官兵们击掌庆贺。他们是在代表历史和未来庆贺。
接着，何长工代表党中央、东北局和“东总”，宣读了航校领导的任职命令：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副校长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保毅，政治部主任白平，训练处长何健生，校务处长李连富，供应处长蒋金廷，学生大队大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机务处长田杰，修理厂长陈静山。
这是个奇特的组合，其中有革命军人，有汪伪起义军人，有留用日本军人。
念完命令，何长工发表了即兴演讲。他问学员当中有谁吃过敌机轰炸的苦头。队伍举臂如林。他说是呀，空军的巨大威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显露无遗，我党从创立之初就看到了这一点，就为建立空军做努力，但条件不具备，我军吃够了挨炸挨打的苦头。抗战胜利了，我们有一点条件了，我们急需建立自己的空军，急需建立自己的航校！现在，这个伟大使命就落在了你们的肩上！
这是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校。代号“三一部队”。
新生的航校艰难起步。航校成立前后，先有国民党特务孙耕晓勾结拒降日军少将藤田实彦发动震惊全国的大暴动，航空队的小赤参为骨干，事情败露后又诬陷林保毅，在航空队造成剧烈动荡。后有国民党飞机频袭通化机场，欲将航校扼杀于摇篮中而后快。土匪 “座山雕”也率匪众包围航校，企图趁火打劫捞一把。
不久，国民党军队攻占了沈阳、辽阳、铁岭等地，通化日趋吃紧。3月中旬，“东总”决定航校立即到北满选址，另起炉灶。
航校成立才一个半月，就为战局所迫向牡丹江迁徙。
长长的列车在丛山峻岭间艰难地蠕动。上老爷岭山坡，一个车头拉不动，必须另有一个车头在后面推，但无法找到另一个车头。就像张开帙他们搜集航材时一样，坐车的人都跳下来推车，远远看去如同一群蚂蚁在搬运一截长长的树枝。有人说：“咳！人推火车，说怪不怪，咱还要举着飞机上天呢。”列车就像一个决心，穿过闪闪火光滚滚硝烟，坚定地驰往目的地。
能飞的飞机分批由空中转移。这个任务全部交给了日本留用人员，林保毅和领受任务的飞行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士为知已者死，他们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但也出现了意外，大冢等四人驾驭一架双发运输机不幸坠毁在市内的一家发电厂，机毁人亡。此外，15架敌轰炸机
通化的物资还没全部转移出来，梅河口就失守，铁路彻底中断。航校指派欧阳翼率领包括17名日籍技术人员在内的小分队，设法把滞留在通化的28架破飞机等剩余物资弄过来。欧阳翼在抢收器材时被毒气和细菌所伤，患上“回归热”。他在病床上接到任务，即率小分队直下南满。
欧阳翼这一路有三大困难，一是拆卸28架破飞机没有工具，二是敌机不断来袭，三是火车运输须绕道朝鲜走国际线。前两个问题，他们依靠地方政府和驻军，跟敌人斗智斗勇解决了，最难的是后一条，因为按国际交通线条文，军用物资不得通行。
火车在朝鲜又卡了壳，要想通过，除非金日成批准。欧阳翼去朝鲜军事委员会求见金日成。值班大尉说，要持单位介绍信申请，并排队等一个星期。欧阳翼又去实为驻朝鲜办事机构的黎明公司，相当于大使副大使的正副总经理朱理智和李士敬听说运航空物资，态度非常热情。李士敬当即给金日成打电话。金日成答应马上接见，时间定在7点半。此时是凌晨5点。欧阳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他们如期来到军事委员会，金日成已在门口等候。那位大尉军官惊讶得张大嘴，指着欧阳翼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几个小时就见到了金日成元帅！
金日成在国宴厅招待他们。金日成说，在国际线上运军用物资会造成误会，我方工作很困难，不然就把这些物资暂留朝鲜，由朝鲜航校代管，这样安全些。欧阳翼说，听说刘风与金元帅并肩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打过游击，我代表他请求金元帅给予支持。金日成说，刘风现在做什么？当年我们在一个连，他当连长，我当指导员。
当谈完“刘风”这个话题，金日成拍了板：你们把物资伪装好，晚上行驶还是可以的。
这批物资终于在5月底全部运抵牡丹江。
用辩证法破解三个“死穴”
一个伟大的事业必然要走一条伟大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宽广、明亮，更在于它充满艰难和曲折。航校开课伊始就迎头撞上刘少奇和任弼时说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有初级教练机，没有航空汽油，文化低学不懂理论……
问题如山，怎么解决？校务会开得像炒爆豆。校长常乾坤和政委王弼时常争得面红耳赤，拍桌子打板凳，吵到激烈处怕影响下属就改用俄语。常乾坤的四方脸历来宽厚随和，王弼瘦削的下巴透出精明灵活，但他们对航空事业的执著是一样的，否则王弼不会绕开通化到哈尔滨坚持要办机械学校，后来刘亚楼也不会因意见分歧对部下抱怨常乾坤太固执，刘亚楼说他这个人太难说服，我们开会摔茶杯摔了一地。常乾坤学领航，王弼学工程，这也会造成思维的差异。坚持自己的角度，其底色是忠诚和责任。
争论是民主的体现，是党和军队的法宝。一个人聪明，是当他形成一个想法时，又能从反面试图推翻这个想法。一个集体也同样，搞一言堂或当和事佬搞折衷，会导致集体愚昧。他们争论，也发动大家争论，激烈的争论激活了思维和智慧，其本身就体现为深刻有力的辩证方法。最终他们握住了开山斧和金钥匙。
化解教学的“死穴”是在以什么方法教学的争论中进行的。
当时教员全是日本人，他们都受过正规训练，他们主张按常规先学理论、原理，再逐步接触实际。在国民党航校学习过的一些同志和汪伪起义人员支持这个意见。但事实摆在那儿，这个办法难以行得通。从山东抗大来的学员，都是苦孩子，多数连四则运算都不会，硬叫他们马上去啃理论，会弄得他们晕头转向，他们把这比作“老牛拉破车”，还编顺口溜说“枪炮一响，手就痒痒，学不懂，憋得慌，飞不上，等得慌，不如打起背包上前线去打仗。”
另一种意见是以实物教学、直观教学为主，先要求学员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跨过书本尽早学会飞机的操纵、修理技能和简单构造。这就好比先学会开枪放炮，而后再学枪炮的构造和弹道原理。
常乾坤、王弼赞同后一种方法。打破常规，开拓创新，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实际上，人民军队从创建以来，武器装备就一直处于逆势，一直是实行“拿来主义”，由敌人这个供应大队长提供，拿过来就用，弄懂原理是下一步的事。此法不是没有缺陷，如同盖房子不先打地基，不合规律。但什么是规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树与泥土、气候的结合才是规律。
两种同意见达成妥协：用实物教学为主的方法试行一段，边走边看。
飞机仪表、机件等器材搬进了教室。台上放个实物，教员边拆边讲它的构造、性能、功用，学员果然一看就懂，成效大增。
气压高度表并不复杂，冢本在黑板上画了好几天，学员还是满头雾水。这次，他把气压高度表带到课堂，一堂课就讲清楚了。汽化器里面的油路看不见，摸不着，冢本吸一口马合洛香烟，从一个孔吹入，同时堵住其它孔，让烟从预定的油孔冒出来，学员们脑子里的油路也通了。
御前喜久三上飞机构造和飞行动作课，先领着大家参观飞机，然后，他张开双臂当机翼，翻转手掌比作飞机倾斜、转弯，撅着屁股低头推杆算是飞机下降，简直像是在跳舞。
八－13甲发动机的9个汽缸怎么协调工作呢？冢本给5个学员从一至五编上号，让他们按一、三、五、二、四号围成圈，伸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然后按一至五号的顺序，分别口念进气、压缩、工作、排气，推着木棒转磨圈，只转了几圈，他们就大致领会了气缸的对应关系和工作原理。
由于对专业技术不熟悉，有时翻译人员也少不了杜撰，如把操纵杆译成“驾驶管”，把飞机座舱译成“飞机座篓”，座舱内的活动照明灯叫“小老鼠”，螺旋桨叫“大扇子”，起落架叫“飞机腿”，整流罩叫“帽子”，不一而足，过去这样翻就把学员带进了绕人的迷宫，而今成了无意的小幽默。
学员都是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的人精，缺的是知识，而不是智慧。实物教学搭起了通往天空和像天空一样的抽象理论的桥梁。
攻克没有初教机的“死穴”也是在争论中形成统一意志和力量的。
常乾坤提出：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现实，能不能越过初、中两级，直接上“九九”高级教练机训练？
不能。林保毅说，世界各国都采用循序渐进的三级训练法。在日本，培养飞行员通常要先飞两三年的初、中级教练机呢。
能不能在地面多练，上天由教员多带飞呢？
学开飞机不像学走路，倒像是学游泳，飞机是不能在空中停下来的，直上高教风险太大。
学员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甘冒风险！
反对意见似乎更有道理：这违反科学，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惨。
常乾坤犹豫了，主张直上高教的人犹豫了。“九九”高教比木质的英格曼初教机快了近一倍，直上高教的风险系数不言而喻。
东北局和“东总”支持直上高教。我们从来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来就是在激流中学习游泳的。
曾在血与火中冲锋陷阵的学员的勇敢精神遇到了挑战。他们被激得嗷嗷叫。闯！否则是死路一条！
没下过水就学游泳，没学会走就跑！常乾坤一掌劈在会议桌上。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三步并作一步走，突破常规，直上高教。
校领导每天都蹲在机场，与教员一道把握各个环节，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们又站在学员的角度细心学习和体验每个动作要领，像学员那样提出问题，勤学苦练。
7月下旬的一天，一架“九九”高教的尾翼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新飞行员放单飞的标志。
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吴元任。他刻苦勤奋，加上在延安工程学校和新疆航空训练班学习过，有点基础，训练进度神速。常乾坤说你这一飞，事关航校的生死存亡，不能有半点差池。吴元任双脚一靠，说：“我有十分的信心！”
有把握吗？常乾坤看着吴元任坐进机舱，又一次问林保毅，要不要再带飞几个飞行日？
林保毅说，我看没问题，他飞得很棒！林保毅体察到常乾坤的心情就像天平：一边是盼着学员能早点放单飞，另一边替他们的安全担心。
常乾坤一声令下，吴元任驾机飞上了天空。
当飞机返回，在跑道上安全着陆时，机场上的人群欢呼着一拥而上，像迎接英雄一样，还有人往他脖子上套了一只用野花野草编的花环。
直上高教成功了！虽然只飞了一个起落，但却是了不起的一步。吴元任的成功迅速扩及全班。甲班12名学员平均只由教员带飞了15小时，就驾驶“九九”高教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
燃料荒这个危及航校生存的“死穴”不破，航校就如同初生儿断了奶。航校领导万分焦急，一方面进一步搜索日军秘密油库，一方面通过“东总”向苏联求援，结果两头落空。
“东总”决定：“航空学校有飞行粮食（航空汽油）就办，没有飞行粮食就不办，就停。”
没有退路，难道也没有进路，就此陷入绝境了吗？
据林保毅说，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与中东的海上运输线被美国海军切断，汽油来源断绝，日本空军做过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不知是否成功。白起副校长也说，20年代他在法国留学时，也曾听到过用酒精作飞机燃料的传闻。
张开帙也提供了一个启示性线索，说他在搜集航材时，曾在朝阳意外发现日本人从木材中提炼的两桶用作汽车燃料的“松根油”。他还说，在国统区，长途汽车的驾驶室旁都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启动发动机前，司机助手都要呼呼地摇风扇煽火，用烟雾作为汽车发动机需要的燃料。
飞机上装个炉子烧木材显然不如烧酒精更具实验性。但酒精的发热量远小于汽油，能不能行呢？
就当此时，“东总”发来一份材料表明，1945年初，美国第三舰队在菲律宾以西的南海击溃日本北运石油的船队和护航舰队，致使产于东南亚的石油无法北运，驻中国东北的部分日本航校只得用抚顺生产的无水酒精代替汽油进行训练。
同时发来的另一份日军材料与上述相悖：日军在用酒精代替汽油的飞行试验中摔死31人，关东军司令部下令停止研究、试飞。
这时，航校机务人员发现有的高教机上的汽化器喷油嘴有两种尺寸，这会不会是一个用于汽油，一个用于酒精呢？
不管日本人是否试验成功，这些信息起码是一个启示：酒精代替汽油有某种可能。航校决定进行试验，成立了由白起牵头的攻关小组。
时任东北局书记、财委会主任的陈云拨专款用于试验，他说：为了航校建设，准备把100万东北币扔到大海里去。
攻关小组把一天掰成几天地干了起来。他们对酒精与汽油的燃点、燃速和能量等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酒精的热效率虽低，但通过提高酒精纯度，改造汽化器喷油嘴增大喷出的酒精量，是可以产生很大马力的。于是，从汽化器入手研究改装燃料系统，同时抓紧研制高纯度酒精。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改进，用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试验成功。同时酒精厂也研制生产出了高纯度酒精。这期间还抓获了国民党派到酒精厂搞破坏的特务。“东总”后勤部长叶季壮笑着对陈云说，咱这100万是扔到金库里了。
空中试飞是最关键的一步。本来就是“老爷飞机”，又是用没有成功经验的高粱米蒸煮出来的酒精去试飞，这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谁上？我上！大家把执行这个任务视为光荣，请缨者手臂如林。航校领导把任务交给了飞行经验丰富的白起和日籍飞行教官黑田。
1946年9月初的一天，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上汇集着紧张、疑虑，预期的欣悦、激昂，初凉的小秋风和灿烂阳光。
白起和黑田登上了飞机。试车后，飞机滑出对正跑道，黑田举手示意要求起飞。信号员扬起了放飞的白旗，老“九九”一声咆哮，犹如一匹烈马拖着浓浓的黑烟狂奔起来。不一会儿，奔马变成了飞马，腾上百米的空中。它绕着机场飞了小小的一圈，稳稳地滑落到跑道上。
在当时条件下，用酒精代汽油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对中共航校用酒精作燃料进行飞行训练，国民党空军作为重要情报送到了蒋介石那里，美国航空杂志也作了专门报道。
航校在绝境中起死回生了！困难是一把镢头，航校借助激活三个“死穴”创造了奇迹，发掘出创造奇迹的能力。
他们的到来将为天空增辉
这段时间，在人民空军的历史中灿若星辰的人物和群体先后亮相航校。
1946年8月，时任“东总”参谋长的刘亚楼首次来航校视察。自1932年缴获漳州守敌张贞的“摩斯”飞机，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属于自己的飞机。在这中间，他的人生命运经历了极富传奇色彩的转捩与演进。
1932年初夏，刘亚楼率部从漳州回师赣南，跨过于都河桥撤离苏区西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西进北上，于1935年10月完成英勇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刘亚楼率部充当先锋师，浴血百战，功绩显赫。
1936年6月，刘亚楼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后毕业留校，1938年1月任抗大教育长。同年4月，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苦读，学识锐长。1942年，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共，从苏联回延安的通道被切断，学成的刘亚楼被分配到苏军远东军区实习，化名“撒莎”，少校军衔。1945年8月，他随苏军进入祖国的东北。
刘亚楼随苏军进驻大连，化名“王松”，充当了驻大连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地委的联络人。1946年2月，他找到来大连养病的罗荣桓，要求归队工作。林彪赏识这位老部下。苏德大战前夕，林彪在苏养伤，他俩都参与了第三国际将领关于对德作战的讨论，各国多数将领认为战争将从苏联的粮仓乌克兰打响，刘亚楼的判断与林彪不谋而合：战争将在白俄罗斯爆发，因为希特勒的摩托化部队和闪电战术注定要选择那里。但最高决策者认为希特勒不会再步拿破仑后尘。后来的事实应验了刘、林的判断。5月，经罗荣桓、林彪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刘亚楼察看了机场、飞机、宿舍和教室，详细了解了人员、训练等情况。
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刘亚楼说，你们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吗？毛主席、党中央很早就想建立自己的空军，1932年打漳州时缴获了一架敌机，毛主席看了这架飞机，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打下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空军。当时我坐在那架飞机里，心早飞到天上去了，心想我们要是有自己的空军该多好啊。但那时没有条件，那架飞机开到瑞金，没有油料和器材，只得扔了。1930年在湖北也弄到过一架，还打过仗，后来拆散埋藏在大别山山沟里了，争取过来的飞行员也被国民党捉去杀了。
没有空军不行哟同志哥！刘亚楼放慢语速说，1933年藤田整编后，我当2师5团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大雄关战斗中，我率团攻木嵊鱼附近的制高点久攻不下，师政委胡阿林亲临火线指挥，被敌机扔的炸弹击中，壮烈牺牲……
他眼圈潮红，抓起茶缸把满满一缸水一气喝干，大声说，现在我们办航校，将来还要办空军，同志们，你们肩上的担子重哇！
被盛世才投入牢狱的新疆航空队队员是
抗战后期，中共多次要求释放政治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此要求写入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周恩来曾登门拜访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要求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1946年3月底，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到任后他给蒋介石连发三份电报，力陈释放中共在押人员的利害。蒋介石拖延不决，直到5月中旬，才在多方压力下勉强同意。张治中深恐延时生变，经与狱中人员商谈，迅速做出三个动作：一是由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否掉军统特务机构提出的“押送”计划，降低了途中遭暗算的危险；二是电令甘肃省主席谷正纲，陕西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省主席祝绍同等，强调中共人员是经蒋介石同意释放，沿途军警应妥为接待；三是将被释放人员的简历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
他们经过一个月三千余公里的艰难行程到达延安，朱德亲迎入城。回到延安的有方子翼、方华等31人。原队中的另一些人有的牺牲、病逝，有的改行，还有的当了逃兵或叛徒。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看望和宴请了大家。朱德深情地对航空队的同志们说，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呀。我们已在东北建立了一所航校，你们是党花了很大心血培养的第一支航空队，你们要去当骨干，去培养更多的航空种子。
与新疆航空队同行的刘善本机组是国民党空军首批起义人员。
刘善本原系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参谋。这位农民的儿子怀着满腔“航空救国”之志考入航校，1943年赴美学习驾驶B－24轰炸机，1945年5月学成回国，不想却被当局羁留在印度的卡拉奇，抗战结束后才得以回上海。回国后的所见所闻让他对国民党统治感到绝望。他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决心投奔延安。
刘善本驾机穿云升空。对正昆明航向，调好自动驾驶仪后，他来到后舱，用极冷峻的口气对搭机的几个人说，我们前面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们要多加小心。然后回到前舱，闩上门就大呼：“糟了，糟了！”他说后舱全是八路，带着手枪和集束手榴弹，要求送他们去延安，否则就拉响手榴弹和我们同归于尽。驾驶舱顿时像发生了地震。炮筒子脾气的张受益想摸枪，但枪已被刘善本踢到座椅底下。刘善本见他们信以为真，就暗示说，我的朋友老陈也是共产党，你们看怎么办？张受益说要跟他们讲理去。刘善本一把拉住他，说你不能去，免得你毛里毛糙闯了祸，让大家跟着遭殃。大家也都帮腔。刘善本就势说：“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我们抗战八年没死，这要死了多冤，送就送他们一趟吧。”
刘善本大智大勇，就这么无中生有两头借枪把两拨人整熨贴了，任由他把飞机开到了延安。
这一天是全面内战爆发的当天，刘善本在黑云翻滚的天空举起炽烈义旗，给发动内战的蒋介石集团以沉重的一击。它“点燃了一盏明灯”，此后起义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至1949年6月，共有54人携20架飞机飞上这条光明的航线。与他同机组的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也加入了起义。
新疆航空队和刘善本机组于1947年2月初到达航校。
王海和刘玉堤，这两位在未来朝鲜战争中威震长空的英雄，也于这一年夏天来到航校。
1946年6月，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半年的王海北上到了丹东，与同行的邹炎等6人进入了航校。
王海有一个童年梦。他的家乡威海曾是英殖民地，在威海与刘公岛之间的海面上常有英国的水上飞机起落。小时候，他看到一架飞机在空中拖着长长的布袋，另一架飞机跟着它“咚，咚、咚”地开炮，他不知这是打空靶，十分好奇。有一次，飞机翅膀一斜栽了筋斗，头冲下摇摇晃晃坠到地面，他跑过去一看，翅膀原来是木头的，糊着油布，里面还有钢索、滑轮。这东西怎么能飞上天呢？他富于挑战的天性死死抓住这个神秘的疑团，以至决定了他的一生。
刘玉堤是从张家口出发的，他搭上一辆做买卖的大车直奔开鲁，又步行走过科尔沁草原。鞋子磨穿了，脚磨出血泡，到了通辽，当地的党政领导乌兰夫见他穿得破破烂烂，又黑又瘦，让伙夫为他炖了一锅羊肉，还送给他一双布鞋，两块银元。随后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当地驻军的后勤部长试图说服他留下当参谋，并配给他一杆大枪，但他仍然执拗地往前走。搭大车、扒火车，步行，当乌兰夫送给他的鞋子也露出脚趾头时，他终于抵达牡丹江。
这一年秋天，又有徐怀堂、王中笑等从战斗部队、机关学校选送的100多名年轻人在赖传珠率领下从临沂新四军军部开赴航校。此后，又有大连汽车学校和东北军大、华东军区、冀东军区、晋察冀军区等选送的人员陆续到达。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这其中的每一朵浪花、每一股激流都在从历史大势中汲取力量的同时推动着历史大势前进。
带着自尊跟日本人学飞行
航校又搬到了东安（今密山）。冬季天寒地冻，无法组织飞行，航校决定集中精力补习文化。半年后学完三门基础课时，新课本同步编就，每本都有两指多厚，他们自己翻着都咋舌。
在那个新与旧大搏斗大裂变的时代，航校从领导到学员都是理想主义者。渴望自由和获得自由的幸福冲动使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眼高压油井，喷发出在历史深处积郁了几千年的能量。这种类似狂热的激情不能说是盲目的。而有的时候是在历史身上。当个体的价值实现与集体的阶级的理想实践相一致时，他的思想行为越是集体的阶级的，就越是个体的。人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漫长跋涉中，个体有时消失在群体中，恰恰是为了更有效地开发出个体。
当残雪融化时，航校涌动着求飞的激情。飞行教员队、一期甲班和机务保障队即分赴五道岗机场和桦南的千振机场。一期乙班和新成立的领航班不久也进入机场。教员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教员队队员一大早就来到机场。吕黎平由主任教员林保毅带飞。他抑制不住地激动。5年啦，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红军学员在学习中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不懂日语，日籍教员多数也听不懂几句中国话，这使他们遇到不少麻烦，需反复磨合，许多动作需要自己勤观察，细体会，反复练，多总结。由日籍教员带了十几个起落，吕黎平、方子翼、夏伯勋首批放了单飞。其他人也陆续跟上。林保毅的评价是：你们坐了四年牢还能做出如此标准的操纵动作，这么快就能放单飞，真是出乎意料。千振机场的一期甲班的训练也较顺利，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预定科目。
红军学员认为，飞行你是我的老师，在政治上我是你的老师，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日本航校，教官永远是老大，纪律、斥骂和拳脚并用，法西斯式的训练没商量。但如今林保毅们却是谦卑的，他们教的是老资格的红军干部，且坐过四年大牢，而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人屋檐下的悲哀挥之不去。日籍教员对这样的关系并不舒服，往往以消沉表示出不满，但又不能不去适应。
一期甲班完成科目后即转往汤原机场，乙班跟脚进驻千振机场。日本教员对乙班学员就不像对红军学员那么客气了。在空中，语言不通只得用手势比划，转弯坡度该是多少，日本教员在后舱拍拍前舱学员的头，然后伸出左手，一个手指头表示转弯坡度为15度，两个手指头30度。有的飞行动作要领仅靠比划仍难以领会，动作总不到位，日本教员就通过塑料管子发火骂人，法西斯式的教学方法就冒出来了，脾气大的甚至用连动杆撞击学员的腿部，撞得淤血，一片青紫。
指责斥骂、变相体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侵略军杀人放火时的凶悍面孔，联想到他们现在是战败者。他们是好心，是想叫我们尽早掌握飞行技术。
这天，有位学员动作没做好，日本教员下了飞机就劈头盖脸地大声责骂，光骂还不解气，又叫这位学员绕机场三角地段跑两圈。这不还是把我们当亡国奴对待吗！学员们压抑着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你小鬼子8年侵华，蹂躏东北14年，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血海深仇，欠下债的还没跟你清算呢，你反倒还想骑在我们头上逞威，天下哪有这样的理？不听他的，不要跑，我们宁可不飞，也不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学员们集体罢飞了。
中日两国人员的矛盾不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中日人员之间的冲撞、对立是积极的，他们在冲撞中慢慢走近，在对立中渐渐融合，在相互怀疑中一步步建立起信任和友谊。
比如下级向上级敬礼，学员向教员敬礼，这本是加强军人意识、凝聚战斗力的形式，学员们过去在部队也早已形成了习